土改结束。杨家的粉坊老板和柳家的柳琴声被划成了地主，扫地出门。粉坊的五大财产被贫下中农分了个精光。柳琴声的大瓦房没分。村长柳大生派了人在村头搭了个草棚子，让柳琴声一家搬进了草棚子。大瓦房空荡荡的。暂时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场所。
柳琴声只能算个小地主。“耳聋眼瞎面又麻，猪不啃的瘪番瓜。”这是胡婆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猪不啃的瘪番瓜是她的丈夫。充分体现了嫁鸡随鸡，嫁狗跟狗的妇道修养。胡婆娘家也是地主，门当户对。儿时父母订下的婚约，也由不得他们。再说耳聋眼瞎面又麻不是爹妈生的，患天花留下的后遗证。从“琴声”这名字来分析，他生来下来时，肯定不是甭种。漂亮能干的十七、八岁的富家小姐嫁他，比打地主还冤啦柳琴声耳聋，面麻，左眼爆花失明，右眼近视，但尚能识路。他家有良田三十多亩，只有他这个单传的残疾男丁。他不能耕种，土地全部出租。靠收租过日子，当然是剥削了。柳琴声当地主分子。主事的是地主婆胡桂芝。也冤也不冤。还好，豆腐掉在灰里头，经不起一打，也值不得一斗。少受几分折磨。柳琴声胆子小到连杨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脑壳。见了陌生人连话都说不清。要是一斗，还不尿裤子。柳氏家族有四大“房头”，他们家是么房的老么。跟柳睿之先生是一房。么房也许历来受祖宗的宠爱。一家习文，一家习武。柳琴声的祖父同治年间还参加过武科考试。得过不高的功名。门前有石锁旗杆为证。他父亲也是行武出身，略通文墨。清末做过一任红土垸堤防账房先生。这肥缺让他捞了些油水，实指望坐享三代。人算不如天算，一来，算盘一摇，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大瓦房留着做小学校，也算为子孙后代造福修德。
瓦房是村里最高最大的。三大间加两厢。楼上全是厚厚的木板，蓄粮。也以住人。杨柳湾一共只有四十来个学童。私塾取缔了。杨书庭，汉哥，银叔等大弟子，也跟着柳睿之先生去抠牛屁眼了俚语，即种地。乡小学校长来看了校舍。副乡长兼村长柳大生是么房的长孙。么房既出地主，也出先生，还出了个副乡长兼村长。柳大生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箩筐。穷得叮铛响。但他敢于闹事，1949年闹减租减息，闹成了副乡长兼村长。至于如何办学校，他就一窍不通了。校长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汪校长斯斯文文，看上去莫约五十来岁。高个子，脑门上没一根头发，头皮发亮。太阳照上去，像一盏蜡光纸糊的淡黄灯笼。他五官周正，脸庞白皙而红润，十指伸出来看不到骨头，肉肉的，比女人的手还要细嫩。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胸前口袋里挂着红蓝两色的两支钢笔。还别着一个教师徽章。徽章上刻的是一口小铜钟。他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开口一笑，一腔整齐的牙齿略带点焦黄。他抽纸烟，夹香烟的中指和食指甲熏得像女人涂过指甲油。据当过保长，被打成坏分子的“鲁国公”说汪校长是大地主恶霸汪恒山的弟弟。不久前，汪恒山被枪毙了。公审大会表哥去看过。听表哥说，他的天灵盖被嘣得脑浆四溅。吓得我捂着双眼不敢睁开看天。这个面如慈佛的人就是恶霸的弟弟，居然没有去陪斩，还当着校长，挺爱人尊敬的。“鲁国公”还说，汪校长原是莲湖镇国立第八完小的校长哩。因哥哥被枪毙，才降到乡小学来当校长的。还说，汪校长是武汉大学的“旁听生”，“旁听生”是什么，乡下人不懂。反正他第八区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了。据说，汪校长是八完小的创办人，也乡小学的创办人。不仅创办了乡小学，还办了四个分部。杨柳湾是第一分部。汪校长年青时就去武汉读书了，就读于有名的国立武昌高中。据说他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第八完小原是国民政府的公立小学。解放后新政府接收过来。没有劣迹的教师全部留用。汪校长是八完小的创办人，自然也留下来。“鲁国公”是全村最有见识的人，他虽然是坏分子，但他的话还是具有权威性。他不仅认识国民党里的人，也认识里的人。连许区长打游击时，也常躲藏在他家里哩。他本名叫鲁光亮。因为他挺能干，能管事，村里人送了他一个雅号，称他为“国公”。皮影戏里帮皇帝掌管国事的大臣土改后他坐了一年牢，这雅号再也没人敢叫了。
校舍定下来了。汪校长叫柳大生明天派人到镇上去接先生来开学。
私塾废止两个多月了。表哥天天盼盼重开学堂。他喜欢读书。私塾取缔后，表哥又成了野孩子，背着牵着我成天跟着民兵们屁股后边转，看斗地主，分财产，枪毙恶霸。那倒是我们童年最快的日子。我们常常钻进农会里，把没收来的各种菩萨神像偷出来。观音、财神、土地、金刚、如来、阎王、五鬼判官木雕的，泥塑的，瓷烧的，大的小的，汇在一起，在稻草垛间搭个小窝儿，把它们排起来，当地主斗着玩。我姆妈发现，连连作揖，“罪过罪过这群孩子，没人教，上不了学，荒芜了啊”我姆妈还恶狠狠地揪着我的小耳朵教训道“你是姑娘娃，不要跟儿子娃去撒野。侮辱了菩萨要犯天谴的。”我不懂天谴是什么，瞪着眼望着年轻姆妈。姆妈说“女娃得罪的菩萨，犯了天谴，玉皇大帝会降罪下来，让她将来生的孩子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再嘛，就是苕货傻瓜。”我吓得再也不敢跟表哥去斗菩萨玩了。姆妈的这句话就像一根铁钉钉进我幼小的脑袋瓜子里，六十年也没有拔出来。
第二天早晨。柳大生派二舅和我父亲去镇上接先生。
表哥的父亲是农会委员，他表代村里。我父亲荡船。二舅一脚踏上船头，对着岸上的一群孩子吼道“我今天就把先生接来，给你们这群野马上笼辔让先生用板子打烂你们的屁股。”街上请来的先生比柳睿之先生更厉害吗表哥说他才不怕哩。我小时候很爱“跟脚”，父母出门时，我就吵着要跟出去玩。我往船上爬。扯着父亲手里的桩绳不放，哭着要跟父亲上街。父亲是村里派出公务，不能带孩子。父亲哄我说，“二姑乖，听话，跟长生哥玩去。我带两洋粑发糕回来你吃。”我抓住船桩赖在地上不肯放手。听说带洋粑我吃我才松开父亲手里的桩绳。二舅说，“长生，把妹妹背回去，不让她到河边玩。”表哥背起我来，一口气跑上河堤。父亲的船离开了河岸，我跟不了啦我叫着“我要洋粑”表哥哄我说，会给你带回来的。我哭着说，“姐姐一个，我一个，我分给你一半个。”我从小跟表哥的脚，一直跟到上五年级，成了大姑娘，不好意思再跟。
令全村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接来的先生居然是个女先生。孩子们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我也跟着表哥到河下去迎接先生。我更关心的是两个洋粑。父亲果然带了三个洋粑回来。我吃着洋粑，满意极了。也没有忘记把洋粑塞到表哥嘴边。叫他咬一口。表哥只是舔了舔。
村里很多人到河边来迎接政府派来的先生。一看是个女人，觉得稀奇了。妇女翻身，不仅以打离婚，还以当教书先生大家对二舅投以置疑目光，好象怨他不会办事。弄个女人来教子孙，象话吗云叔扯着二舅悄悄问“你是接先生还是接婆娘走家家怎么接来个拖儿带女的媳妇。”二舅嘴巴一歪，“我有啥办法，政府分派她来的，我能不要”
女先生初来乍到，落落大方，毫不怯生。跟风风火火，腰扎皮带的土改工作队副队长鲁四姑迥然不同。女先生胖胖的，圆圆的脸庞，细眉细眼。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两只长长的辩子直垂到屁股上。穿著粉红色的呢绒外套。胸襟开敞着，露出紧身的毛线衣，丰满突出。长裙短袜，脚下是一双红色的皮鞋。这种女人形象我只在香烟盒里的广告画片上见过。没想到，画上的人，走到我们村里来了。女先生真好看。
河坡上迎接先生的女人们，看到女先生从船舱里站起来，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潜意识地拉开距离。她们只看过一只大辫子的大姑娘，从来没见到过两个长辫子的婆娘。她们把剪去辫子，蓄短发的女人叫“短搭毛”。“短搭毛”与“粑粑簪”是革命妇女与旧式妇女区分的标志。长辫子，而且是两根，该怎么称谓是革命，还是不革命当官的姨太太她们也见过一两次。姨太太一般是穿旗袍，“鸡窝头”烫发。女先生有点像洋学生，学生怎么能生出两个孩子来中国人历来就喜欢以发式来分潮流，亘古不变。直到当今男人留起长发，女人剪短发，弄得阴阳不分乾坤颠倒。当年，鲁四姑便是进村的第一个“短搭毛”。在鲁四姑的督促动员与诱导威胁之下，村子里几个大姑娘剪成了“短搭毛”。参加了妇青会。被老婆婆们暗地里叫做“疯丫头”。连媒人都不敢上门提亲了。这个政府派来的女先生，辫稍上还扎着红绸儿，太新潮了。潮得她们吃准，又要革什么命了。是不是要把她们脑后的“粑粑簪”革掉。这两个月来，一天三革，头都革晕了。连睿之先生祖宗三代的饭碗都革掉了。革出个女先生来教她们的子孙。难道要男娃儿读女儿经吗难道要女娃上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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