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从实际上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95％加人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
第四、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 “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正确处理汉回、汉蒙之间的争执与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第五、边区政府是廉洁的抗日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单位与区域直接选举出来。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于渎职或不称职者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边区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
1939年，边区行政领导每月最高的津贴为5元，县长每月津贴充，每天粮食斤，菜钱4分。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抗战及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1937年4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8l2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1409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1940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仅征收救国公粮万石，占收获量的％。
1938年征收救国公粮万石，占收获量的％。
1939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万余石，占收获量的％，1940年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收获量的％，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年只征税27万元，1939年也才征税50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1937年3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井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
（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
（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
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1937年力万余亩，1940年为万亩，增加了％；粮食产量1937年为万余石（亿余公斤），1940年达到162万余石（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40％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年，牛万余头，驴7万余头，羊万余只。到1940年，牛万余头，驴万余头，羊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1939年增加1倍，公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1938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1939年初，又新开设了1000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8县开辟了30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己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4个行政村228户，在1936年前，中农10户，1940年春有中农126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力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百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力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丨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
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23～24页。〗
中共中央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北公学讲课。毛泽东亲自带头，经常到陕北公学作形势报告。
陕北公学是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凡有志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都可以入学。它一面招生，一面开学，学员到校，随即编班上课。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依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学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3～4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
陕北公学的学员，除最初从“抗大”转来的200多人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也有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及朝鲜等地回国的华侨爱国青年。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到11月1日正式开学，已有学员近600人，编成5个学员队。到1938年3月，共编成27个学员队，接受和培训3000多名学员。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构邑开办了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
1938年底，为适应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抽调20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与“抗大”抽调的人员一起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主要是办大学部，着重培养抗日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理论研究人才。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战时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校。
1941年8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陕北公学至此正式结束，先后共培养1万余名学员。
陕北公学创造性地发展国防教育，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民主生活和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为不少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所采用。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三批学员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给予陕北公学高度的评价。
中共中央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校（1941年7月改组力马列研究院，8月改为中央研究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共西北党校）、各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等，还有工程、合作、司法、公安等干部训练班。另外，边区青年抗敌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工会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办了各自的干部训练班。这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兴办，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在职干部教育
中共中央既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成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39年3月，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6页。〗
此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学习，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有2100余人。到1940年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迅速增加到4000亲人。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学习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朱德、任弼时、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大会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收获、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同时，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大大推动了各敌后抗臼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共3所中等学校。1938年边区政府又开办了边区中学，1939年6月，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第一师范学校）。9月，边区政府又兴办了关中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和三边师范学校（边区第三师范学校）。1940年夏，边区政府又在庆阳设立了陇东中学，并接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
至此，边区共有4所师范和2所中学，在校学生达1000余人。
小学教育。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学办法，使边区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时间学校数量 所学生人数 人
成立边区以前120不详
1937年秋季54510396
1938年秋季73315348
1939年秋季78322089
1940年134141458
社会教育
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1937年4月颁布《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1937年边区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
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夜校599所，人数8245人；半日校236所，人数3994人。1939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3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0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5469处，学生近6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在延安出版了关于政治（《解放》、《共产党人》）、军事（《八路军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际卫生》）等专门刊物，并出版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边区各分区也都出版了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广大群众还办了许多大众化的黑板报，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卫生工作。边区建立了组织上、设备上相当完善的医院（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能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最重要的是努力克服了许多医药上的困难，用边区土产的原料，制成了各种中西药品，使一般药品达到部分的自给。各县也兴办了卫生院、医药卫生合作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推广新法接生，禁止妇女缠足等。
通过这些工作改变了边区农村不卫生的落后面貌，增强了人民体质，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文艺工作
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陕甘宁边区，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文艺队伍。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延安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环境，为革命和抗日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各种文艺组织、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早在1936年11月22日，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陕甘苏区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使陕甘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