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怔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
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
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亲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
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
“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j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好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民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43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400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80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马蚤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马蚤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马蚤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j，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马蚤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j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摈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好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
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