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向如皋、石溪、掘港、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日伪据点主动攻击。苏中军民称其为“十团大战”。此次作战至13日结束，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收复了丰利、三仓河等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在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期间，新四军第2师在淮有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连续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1941年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2师第5旅一部和第6旅，在淮南津浦铁路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血战一周，击退了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在淮南津浦铁路东地区，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以谢家集为中心修筑天、仪公路，企图分割路东根据地。为开展天仪扬地区的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实行点线的占领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囹，4月中旬，该师第4旅和师直、第5旅各一部，向侵占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展开进攻，连克谢家集、金家集等据点，破坏了天长至路龙镇公路及俞王庙、甘家山等数座桥梁。16日，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尾随新四军至樊家集。17日，敌兵分两路合击驻金牛山以南陈庄地区的第4旅一部。新四军部队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迫使敌人撤退。敌遭痛击后，于5月下旬至6月初，由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出动5000亲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集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师师直、第4旅和第5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以阻击、伏击、夜袭等战法迟阻日伪军前进，掩护根据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安全转侈，以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至6月3日，先后取得了龙玉山、狮子山、小谢营、石梁等20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扫荡”之日伪军撤退，保卫了淮南路东杭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末，日军在时淮北“扫荡”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13旅一部及伪军共2000余人，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地区进行“扫荡”，又被新四军第2师和根据地人民所粉碎。
（三）淮海、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为确保津浦、陇海铁路交通及其占领区的安全，并为对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听在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准备，于1942年冬季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接连发动大“扫荡”。
11月14日，日军第17师一部和伪军第36师共5000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驻小胡庄、陈圩、张圩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合围。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于内线坚持斗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10旅主力转移至外线。
日军合围扑空后，即在六塘河两岸反复“扫荡”，并构筑据点，修建公路，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块，尔后实行分区“清剿”。淮海区军民不断袭击敌人，分散坚持斗争，使敌到处扑空。经过1个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歼敌500余人，但根据地被日伪军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坚持淮海区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同时，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3旅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今泗洪县城）、半城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4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根据军部指示和对敌情的判断，决心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的合围圈，向泗县、灵壁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11月14日，日伪军分别由泗县、盱眙、宿迁、五河等地出动，分5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半城合击。新四军第4师主力大部按预定计划先敌分路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连连扑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并开展锄j运动，逮捕敌探、汉j；同时，破坏大小道路，不断打击敌人。
19日晚，日伪军大部兵力撤回泗县县城，仅留一部兵力在新关、枯河头等地。
23日，日伪军又分3路再次对青阳、半城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4师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抓住敌侧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之大小据点；同时，在泗（县）灵（壁）公路展开破袭战，袭击泗县、灵壁县城，并在宿县以东地区摧毁日伪军据点20余处，予敌以沉重打击。
29日，日伪军大部撤回泗县县城内。
12月初，日伪军再次由泗县出动，订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12月9日，青阳、归仁集、金锁镇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分3路合击朱家岗（今泗洪县北）。10日，各路日伪军在炮火支援下向驻守该地的第9旅第26团发起围攻。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日伪军10余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迫敌撤退。
接着，第4师部队积极扩大战果。至17日，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重要城镇，拔掉了日伪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的据点。新四军第4师历时33天的反“扫荡”作战，共作战37次，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聚歼第4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战斗
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它长期受日伪和顽军的包围封锁，与兄弟部队隔绝，孤悬敌后。日军第11集团军为确保其武汉战略枢纽和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控制平汉铁路及长江中游航道，于1941年至1942年间，不断对鄂豫边区进行带有“清乡”，“蚕食”性质的残酷“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摧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新四军第5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共军事进攻。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困难形势下，新四军第5师与新四军军部之间的联络也经常中断，处于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皖南事变后，为坚持鄂豫边区的敌后抗战，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2月2日关于新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和任务。
1941年2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罗山、息县、正阳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策应国民党军豫南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于2日初出动日伪军共5000余人，“扫荡”襄西抗日根据地。襄西抗日武装灵活地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在敌人侧后袭击其周家集据点，歼灭日军1个排和伪军1个连。3月，日军又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6团与第8团一部跳至日军合击圈外，长途奔袭驻当阳半月山的伪军韩江陵部，全歼其支队部、机炮排、警卫排，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4月初，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3个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及1个警卫团，全师兵力计达15300余人。尔后，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开始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起，日伪军3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破（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汉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困敌之据点。“扫荡”之敌不断遭到打击，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一部，于6月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策黄）脏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厂敌之安全。8月12日，日军集中约1个旅的兵力，在飞机、汽艇配合下，分别由汉口、孝感横店、慑口、三汉埠等地出动，分13路对汉孝肢地区进行“扫荡”。该地区新四军部队迅速转移，日军扑空，随即撤退。鉴于这一地区距武汉较近，日伪势力强大，新四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11月，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分9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该地。第5师以第14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日军筑堡修路，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下旬，日军又集中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日军到处碰壁，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5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污（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诛儒山战斗，采取分路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1师第3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
12月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伪军进攻，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当日军一部驰援时，即迅速转移。12月23日，新四军第5师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3次进攻，一举攻占佛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15旅在第13旅一部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月初，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其第2师，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鄂豫皖湘赣若干战略要地的占领和长江航道的畅通，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1月，日军第39师一部共600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的后方，但遭到失败。
4月下旬，日伪军400余人“扫荡”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日军又数次“扫荡”京山、天（门）汉（川）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歼灭敌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29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仓子埠及新洲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冈，肢安南地区“扫荡”、“清岁’，根据地军民奋战3天，毙伤日伪军4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7月2日，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击退了日伪军1个团对天汉地区的“扫荡”。
为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根据地，扩大其回旋余地，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5师在鄂豫皖地区独立作战，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于7月21日决定第5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1942年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1集团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即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日军对黄肢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日军对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日军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新四军第5师师部率5个团庄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日军为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3师主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
16日下午，日伪军分14路对大小悟山进行分进合击。新四军第5师及时侦悉日军的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肢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
17日拂晓前，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摆脱敌人，胜利地突出重围，转移至外线作战，接连袭击了黄安、黄陂、卫家店、花园、夏店镇等日伪军据点。日伪军合围扑空后，四处寻找新四军第5师主力，但不断遭到新四军第5师内线部队的打击，加之其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此次新四军第5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18日，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
三、华中敌后军民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苏南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除进行频紧的“扫荡”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是日伪军运用其“总力战”来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办法。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大东亚战争”。
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权。随后，日军第13集团军由参谋长负责“清乡”，并成立该集团军“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清乡”，表面以汪伪政权及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日伪特别重视所谓”政治清乡”，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日伪在华中进行的“清乡”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清乡”前，首先在政治上实行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扩大“清乡”的影响，动摇抗日军民反“清乡”的决心；在组织上，训练特务、行政、警察、保甲、宣传、税收等各种专门的“清乡”人员，并在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在军事上，调集强大兵力，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清乡”的种类繁多，其一曰“军事清乡”，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二曰“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抗战组织、团体，建立日伪保甲制度，严查居民及行人；三曰“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四曰“思想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41年2月17日下达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中提出，对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应确立高度的治安。随着地方的安定和实力的加强，逐步将治安与行政交汪政权管理，做为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逐步扩大。
根据这一方针，日军第13集团军与汪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苏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日伪在江南第一期“清乡”的目标是苏常大地区，为此，首先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战斗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将日伪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及伪军一部共万余人，按预定计划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日伪军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党政机关。继之，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之间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一”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8月下旬，第18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9月初，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的兵力，转向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期“清乡”。日伪这次“清乡”，强调“政治清乡”，并把“清乡”地区划分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18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16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及伪军各一部共3000亲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日军继1941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1942年春，以其第15师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批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16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6旅在亨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剿”斗争
日伪军庄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三期“清乡”的同时，又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2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3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进行“清剿”、“扫荡”。新四军第1师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阻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800余人。
6月12日，日伪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
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及伪军7个营共4000余人，首先完成海面和长江的封锁，接着完成从九龙闸至青龙港、从四甲坝至吕四的陆地上的外线封锁，尔后在封锁区内分块进行“清剿”，挨户搜捕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反共和平”的欺骗宣传，企图以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围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于海滩地区。对于日伪军的“清剿”行动，新四军部队早有准备，第1师兼苏中军区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将后方机关事先转移，主力也适时跳出封锁圈，留在原地斗争的部队积极分散活动，袭击日伪军的“清剿”分队和指挥机构。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2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3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18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2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1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汗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新四军第1师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日伪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占领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3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
7月10日，日伪军共6000余人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依托据点、公路进行分割、封锁，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新四军第1师第1旅根据上级捎示，主力适时转移至“清剿”区外，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并组织强有力的便衣短枪队，插入敌后方，袭扰守备薄弱据点。
日伪军在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又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准备对苏中第1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
9月25日，日伪军1500余人首先对江高宝地区的临泽以北进行“清剿”；继而于10月16日又转向对临泽以南、樊川以北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18旅根据第1师指示，于敌“清剿”前即将主力大部分转移，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但由于临泽南北均系水网地区，部队隐蔽、机动困难，而该地区地方武装数量较少，干部也缺乏应付艰苦复杂斗争局面的经验，因而根据地受到较大损失，基本变为游击区。
新四军第1师经过近半年之久的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第1师主力、变苏中为其占领区的企图。
为了进一步推行“清乡”计划，1942年12月1日，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了《191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除继续在苏南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等抗日根据地。
四、坚持皖中、皖南抗战，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对皖中的无为和桐城以东地区进行“扫荡”，并于1941年3月上旬侵占巢湖以南盛家桥、黄姑闸等地，构筑据点，以控制淮南铁路。巢无地区完全成为敌后，坚持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日伪手中夺回了巢湖、白湖以东广大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突围人员。从此，该师担负起来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起青阳、绩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区的抗战任务。第7师即以巢无地区为基本区，在周围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游击区，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性抗日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到1942年初，初步巩固了巢无抗日根据地，井在桐城、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并一度与第5师打通了联系。同时，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径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春，新四军第7师继续巩固与发展巢芜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庐地区。4月，第7师以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和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含和独立团。独立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含和、江（浦）全（椒）游击根据地，并订通了与新四军第2师的武装交通线。至此，新四军第7师初步完成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6师联系的战略任务。
194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恨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