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n83年版，第478页。〗
在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中国取得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93页。〗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第五编 渡过难关（～）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二节 晋南、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
一、晋南（中条山）会战
晋南西以黄河界陕西。西南以黄河界豫北，处于黄河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弯曲部。东以大行山，南以中条山，西以吕梁山，形成箕形山地，而以汾河河谷为箕底，其南屏渔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中国第1战区部队近18万人驻守中条山地区。
日军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1月制定的年度作战计划中提出：“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54页。〗
为进攻中条山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集团军所属之第25、第30、第37、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为基干，中国派遣军又从华中第11集团军抽调第33师、从第13集团军抽调第21师，参加晋南作战。另外，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又从日军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
日军的作战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1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52～53页。〗
日军第1集团军决定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而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及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西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将中国军队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第1集团军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内侧包围兵团为第36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日军还部署了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准备在中国军队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重要要点，截断其退路。
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部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仍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再谋划防“匪”驱敌之方。在日军进攻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的某些将领们仍在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直到4月20日在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第二步与晋四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页。〗他还巡视检查了第1战区的备战情况。
5月7日下午，日军在其航空队的支援下，以6个师另两个独立混成旅，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在中条山西侧，绛县及横岭关附近日军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旅，分由西桑池（守军第5、第14集团军结合部）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攻击。经第43、第17军协力抵抗，激战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数路向垣曲直进，是日黄昏占领垣曲，至此，日军将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分截为东西两部。9日，垣曲日军分向东西两面扩张，至12日，东陷邵源，与其由东正面突入之第35师会台；西陷五福涧，控制了黄河左（北）岸各渡口。另日军第36、第37师及独立混成第16旅，由夏县及茅津渡附近向东发起进攻，攻击守军第80、第3军阵地，8日，由张店镇附近突破。9日，守军转移至台寨背水与日军苦战，第80军新编第27师被日军击破，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壮烈殉国。至此日军已数路贯穿守军阵地，突至黄河北岸，继又返转向北扩张，守军第5集团军陷入苦战状态。
10日，第3、第7军遭日军围攻，处境危殆，遂以团为单位，向西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至13日，第3、第17军大部已突出重围，向汾河以西转移。其余部队则化整为零，仍留在山区游击。
在中条山北侧，阳城附近日军第33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于5月7日下午向董村东西之线守军第98军阵地攻击，遭到该军的顽强抵抗。
13日，日军增援再次攻击，董村阵地被突破，第98军转移至横河镇东南地区，因垣曲、邵源均已失陷，后方被截断，并遭由济源突入之日军第21师之向北突击，第14集团军背腹受敌，遂于14日开始向北突围，但仅有2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均被围于山区内。
在中条山东侧，日军第21师及第35师于5月7日分由济源、孟县两地，突穿守军第9军阵地，其第21师于12日突进至邵源，与由垣曲东进之第41师一部会合，并与横河镇方向突入之第33师，夹击守军第14集团军。日军第35师于10日突穿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11日，第1战区以黄河南岸河防空虚，命令第9军直属部队、第14师及第47师一部，由官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其余（新编第24师及第47师主力）留置道清铁路西段山地及济源山地游击。12日，日军西进至官阳附近，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
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中条山区内围攻中国军队。留置山区内的中国军队损失甚重，乃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会战遂告结束。
为了配合中条山的作战，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641、643页。〗
八路军各部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了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突围。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万余人，被俘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2页。〗
二、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南部横穿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东起杭州与沪杭甬铁路相交，经诸暨、江山入江西玉山至贵溪，与贵南铁路接轨，再西进穿过鄱阳平原，接南浔铁路，西经萍乡入湖南达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沿线建有中国的许多空军基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下，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轰炸，民心恐慌，社会马蚤动，朝野震惊。认为如不及早摧毁这些机场，对日本本上将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此，日军大本营于1月21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并命令其中国派遣军开始作战准备。30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摧毁浙江航空基地的命令。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以地面兵力摧毁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各种设施，达到目的后在一定时期内占领上述地区，不得已时，将主要设施和道路进行彻底破坏返回原驻地。
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由驻上海的第13集团军、驻汉口的第11集团军和海军第1遣华舰队参加此次作战。其中第13集团军指挥第15、第22、第32、第70、第116等5个师和河野、小园江、原田等3个混成旅、奈良支队、独立混成第17旅等部，铁道、航空部队各一部协同。第11集团军指挥第3、第34两个师和竹原、今井、平野、井平等4个支队，航空部队一部协同。上述参战的地面部队约80个营。其部署是：以第13集团军主力于5月13日以前集中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之线，5月15日开始，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11集团军两个多师于5月27日以前集中于南昌附近赣江右岸，于5月31日夜间开始向浙赣铁路西段进攻。日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
为加强第3战区的兵力，1942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从第9战区抽调第49军与第19师及第26、第74军加强第3战区，并令第3战区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诸机场；诱吸日军主力于该方面，以减轻陕西、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之安全。第3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部署是：
第25集团军担任浙南作战；
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以南的作战及金华、兰溪的守备；
第32集团军担任钱塘江北岸的作战；
第100军担任浙赣路西段的作战。
第26、第74军控制于衢州。
第23集团军担任宁国、贵池、都昌之线的守备。
第9战区以3个军向赣东活动，策应第3战区作战。
5月15日，浙赣路东段方面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第22、第15、第116师及原田混成旅，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向西南实施进攻。第3战区第25集团军及第28军一部，在新昌、安华、新登之线及东阳、义乌、浦江、桐庐之线，逐次抵抗后，以一部转进敌人后方游击，主力向金华、兰溪东西之线撤退。日军各路跟踪直进，占领义乌、东阳、武义、建德。28日，日军第70师向金华、第15师向兰溪攻击，中国守军以第79师固守金华，第63师固守兰溪，依托既设阵地，坚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第22师及河野混成旅由金华以南向汤溪迂回突进，26日陷汤溪。守军第40师主力及暂编第13师沿铁路及以南地区依次抵抗。同日，日军第116师到达兰溪西北地区。
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兰溪守军愈形孤立，遂于28日放弃该地，向北山转移。中国军队在金、兰地区的防守作战，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师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随即毙命，日军哀叹：“现任师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30日，日军第22、第15、第116、第32师及河野混成旅到达灵山镇、寿昌、龙游之线，集结兵力，准备向衢州攻击。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第86军于衢州，第25、第26、第49、第74军分别位于衢州之北、西、南三面，准备对进攻衢州之日军予以包围攻击。此时，南昌方面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0日开始向东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第3战区遂以第86军（欠第79师）守备衙州，吸引日军，战区主力避开铁路正面，撤至两侧山地，俟日军前进时，分段截击之。6月3日，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向衢州发起总攻，守军第86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4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守军向南突出重围。
日军攻陷衢州后，以第15、第22、第32师继续西进，11日至14日，连陷江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并续以一部西进。7月1日，日军第22师一部与由南昌方面东进日军会陷横峰。至此，日军已打通浙赣铁路，遂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迁铁路，掠夺物资。第3战区主力转移至浙赣铁路南侧仙霞关、汪二渡之线，一部转移于浙赣铁路北侧地区，不断侧击日军。
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小园江混成旅于6月24日由龙游进陷丽水，在破坏丽水机场后，于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此时，温州湾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2日在温州登陆，13日侵占瑞安。
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之线向西发起进攻后，西面驻南昌的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34师和今井、井平两支队，由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只遇轻微抵抗就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在此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永岩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一路为第34师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临川进攻。4日豪雨，中国方面以第79军冒雨由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次日，日军第3师主力抵达临川，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此时，中国守军第58军及赣保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34师主力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至8日，日军突破第58军阵地，第34师主力直下临川与第3师会合，猛攻中国方面的第79军，双方激战至12日，日军第34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永岩支队向鹰潭进击。
日军第3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后，中国第9战区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以第4军由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以第58军由北向东南进攻崇仁、临川，以第79军由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16日，第4军所属部队先后克崇仁、宜黄并继续向临川进迫。此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第34师主力陷鹰潭、贵溪。
从6月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南城，但久攻不克。至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宜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即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自7月上旬以来，第3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横峰。
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部队于8月中旬撤回。中国派遣军决定第13集团军留置第22师于金华、武义、东阳，第70师于新昌、奉化，其余于8月19日撤回原驻地。其第11集团军所部自8月19日开始撤退。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经苦战虽实现了预定目的，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师长毙命，总伤亡数据日军战史记载共17148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