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万人，1942年增加到万人，1943年猛增至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万吨，1944年降到万吨，锐减％；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万吨，1944年降到万吨，锐减％。〖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941年占％，到了1944年竞达％。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同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推行“南进”政策，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0月18日，东条登台组阁，一个多月后的12月8日，东条下令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财，日本陆军、海军还兵分多路，大举进犯东南亚各国，连续入侵马来亚、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香港等地。为了支撑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一方面又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法律，强化首相权限，先后兼任陆相、内务相、军需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二）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局与战局
1944年6月，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人民厌战、反战斗争持续高涨，军队士气不断低落。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已将日军压缩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点”和“线”上困守，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在欧洲战场，盟军集结36个师已经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在苏德战场，苏军在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开始实施两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命运已见分晓；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军轰炸之下已经溃灭，日本在战略上准备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而防备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已被美军突破登陆，日本全部本上已完全落入盟军轰炸范围以内；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入侵的日军。
日本军事上的退败局面和世界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导致日本政坛一片恐慌，东条政权的命运炭发可危。
（三）东条英机下台
1944年7月，塞班岛上美、日军队双方进入殊死决斗阶段。塞班岛是遭到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日本战前就拥有的属地。它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子中夺取并受国联托管而据有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除驻有4万余名日军外，还有万名日本平民。7月2日，日军兵力消耗殆尽。4日，登陆的美军冲人日军的最后防线。6日夜，日军守岛部队全部被歼，其中近2000入被俘。
塞班岛的失守，进一步激起日本各阶层以至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东条英机政权的不信任。7月13日，东条会见内大臣木户幸一，商讨稳定政局的对策。木户根据重臣们的意见，提出与东条预期完全相反的三点意见；“把总长和大臣分开：更换海军大臣；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采取提出重臣人阁而实际又拒绝入阁的手法，逼迫东条下台。18日，东条英机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内阁总辞职。
东条法西斯独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已在“向它的墓门跨进”，顶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局部地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秋，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发生的变化。侵华日军在1941～1942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清剿”、“蚕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力战”，以及普遍实行的“三光”政策，曾使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度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但终于遭到了失败。从1942年秋季以后，“华北治安战”即“一蹶不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5页。〗
1943年日军在华北进行的秋季“扫荡”，成为强弩之末，该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后，日军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在同一时期，侵华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剿”为主，进行了多期的“清乡”。然而，至1943年6月，“清乡”也遭到彻底的失败，“清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4页。〗
在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数年较量遭到惨败的日军，已再找不到出路。在太平洋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1943年2月27日对侵华日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现占据地域，努力摧毁对方的反攻，遏制对帝国本上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第一次成为日军“新的战略设想”。〖［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10页。〗
另一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严重困难，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全面增强，自1943年春夏以来，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发动的战斗即占78％。从1943年秋开始，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已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华北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
一、卫南、林南战役
太行山南部，以陵川、林县为中心的地区，曾是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下辖第27军（驻陵川地区）、第40军（驻林县地区）、新5军（驻临淇地区），共2万分人。1943年4月下旬，该部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下，新5军军长孙殿英和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先后率一部分部队投敌，被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问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在5～7月，继续“扫荡”国民党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部队（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在8月4日前全部退出太南。
在太北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一直密切关注着太南形势的急剧变化，4月25日，太行区党委、第129师政治部即发出指示，部署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南下，支援太南友军作战。此后，又派出1个主力团南下豫北汲县、淇县西北地区，1个主力团南下太南陵川地区。7月10日，伪第 24集团军暂编第5、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开始向平汉路西太南地区伸展，占据点线，八路军太行区的休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亦为伪军侵占，一度进入太南的八路军、地方工作队北撤；同时，伪暂编第6军及独立第1、第2旅共约8000人，向平汉路东地区伸展，侵占八路军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的焦虎集、瓦堽集地区，并企图继续东犯，以便与驻东明、濮阳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勾通联系。
为粉碎日伪军在太南扩张的企图，扫除建立太南新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实施林南战役。八路军总部同意实施林南战役的计划并指示冀鲁豫军区配合。于是冀鲁豫军区同时实施卫南战役。（见附图6）
冀鲁豫军区以第4军分区之第16、第21团、人民自卫军新4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由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进行卫南战役。7月30日，八路军发动攻势，在官桥营一带歼灭正向八路军作试探性进攻的伪军1000余人。7月31日袭击驻焦虎集的伪暂编第6军第7师师部，将其全歼。8月2日，又突袭瓦堽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1旅1600余人。尔后，八路军撤回根据地内休整。8月18日晨平汉路西太行军区发动林南战役。为配合作战，次日，冀鲁豫八路军再次出动，奔袭驻袁庄之伪第7师残部和独2旅，迫其投降。当晚乘胜攻击驻大范庄之伪暂编第6军军部，伪军残部逃回卫河以西。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于8月2日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次日，召开作战会议，传达战役纲要。计划以太行军区部队、冀南军区准备赴延安途经太行的两个团（第20、第771团）、冀中军区警备旅（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途经冀鲁豫退到太行区），由师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实施林南战役。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消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对掩护伪军驻止或进扰之日军，在有利情况下，坚决予以消灭。具体部署是：以第13、第771团全部和第1、第10、第34团、警2团各一部为东集团，由徐深吉、高扬、皮定均指挥，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重点指向东姚；以第769、第20、警32团全部及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由黄新友、何成柱指挥，向原康及其附近村落之伪军进攻，重点指向原康；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林南战役于8月18日零时30分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部队从东、西两面钳击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伪军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时，除伪第2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外，林县城伪军全部被歼；林县日军退集头遁营据点，亦被包围。当夜，八路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日军展开攻击，敌不支溃窜南关固守待援。19日，日军飞机数架轰炸竟日，八路军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西集团连克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东集团也先后攻占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至此，除南关日军据点外，林县城及附近据点，全部被攻克。由于南关日军兵力较大，凭坚据守，一时难以攻克，八路军乃于20日移师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鹤壁、西侄楼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原康及西平罗、临淇等地。八路军发动林南战役的第2天，8月19日，日军即出动航空兵，步兵救援林县一带的日伪军，至24日，由安阳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25日，日军从林县、临淇出动，南北对进，26日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西集团实施反击，将敌击溃。日军以一部在小安村抵抗，掩护主力撤退；日军大部当晚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渡河时正值山洪暴发，被淹死冲走100余人。27日，战役结束。
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具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林南战役后，林南、辉北广大地区被八路军控制，日伪军被压缩在沿水（冶）林（县） 公路至临淇，四寨、南村等主要城镇和据点。
1943年9月8日，太行军区在太南建立第7、第8军分区。第7军分区辖林县、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辉县、获嘉，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高扬，以第1、第3团为其基干武装。第8军分区辖陵川、晋城、博爱、修武、沁阳，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江明，以第2团及决死队第7团为其基干武装。到1944年3月，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8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县区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1月9日，日军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