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大城市工作，提出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警及工人、苦力身上，并确定济南的城市工作归第1地委直接领导，徐州归第11地委、开封归第10地委、新乡归第9地委直接领导，边区周围其他大中城市亦规定有相应的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工作，一般城镇的工作则由县委领导。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要机构有豫鲁敌工办事处、徐州地下工作组等。
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军区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20余名）建立豫鲁敌工办事处，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于菏泽县大杨湖村（1945年6月迁陇海铁路以南水东地区太康县轩庄、杨集一带，改称豫东办事处，并增派第21专署副专员牛连文任副主任），任务主要是打入日伪军内部，对伪第4方面军张岚峰等部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日军投降前后，张部第56、第18、第55师等官兵共12000余人，相继起义。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收到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后，在1944年10月前，主要在于部中进行思想动员，同时配备了城工干部：10月以后强调打入工作，年关经过总结，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有了进一步改观。中共太行区党委及各地委城市工作部向太原、石家庄、郑县、长治、焦作、新乡、安阳、邯郸、邢台、阳泉、榆次等大中小城市都派出城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建立党组织，扩大联络网点，特别注意打入敌伪领导机关和机要部门，争取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这一工作紧紧围绕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镇进行，对拔除马坊据点、围攻蟠龙镇、夺取磁县峰峰煤矿等均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6月22日夜，中共大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动伪“兴亚工作队”起义，在元（氏）获（鹿）独立营接应下，把这支80余人的部队拉出，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
太行区第4地委城工部派人打入石圪节煤矿，组织矿工地下军，在大反攻中，于1945年8月17日夜举行起义，获得胜利。
中共晋察冀分局于1944年5月1日发出《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地方性伪军中的方针，应当服从逼退点碉、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任务。对伪正规军的策略则是长期埋伏，以待将来战略反攻时的需要。根据这一指示，特别是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瓦解伪军的工作发展为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镇的新局面。在1944年，用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定襄、武强等县城。
晋绥区、太岳区，也都加强了敌工机构，以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多方面地开展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收到显著效果。
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4年8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切实讨论和深刻研究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在全党全军干部与同志中普遍进行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强调指出华中敌后大城市特别多，因此认真布置华中敌后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对将来粉碎敌伪的抵抗与驱逐日寇出华中和全中国都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指示“各区党委、地委须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并根据中央指示原则，研究办法，配备训练干部，总结各地城市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各根据地除将中小城市与次要交通线分别委托所属地委、县委切实进行工作外，至于各边区主要大城市与重要水陆交通要道，应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布置和督促，务求在最短期内，收到确切成绩”，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致电华中局，指示华中局应研究如何开展上海、杭州两城工作和京沪路、沪杭路工作，如何组织沿海、吴淞口到沙市的长江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为此，8月29日，华中局专门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特下令苏中、浙东、苏南、淮南4个区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规定：上海由苏中区党委主要负责；南京、浦口及南京至镇江一段长江和铁路，由淮南区党委负责；宁波及从吴松到宁波沿海与浦东沿海、杭甬铁路（杭州至宁波铁路）一带，由浙东区党委负责；苏南区党委除加强南京城内与近郊工作外，应设法开展上海城内与近郊工作，派遣精干武装部队，向苏、嘉、沪、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方面，1944年8月，边区党委建立了中共平汉铁路工委，苏星任书记，统一领导郑县以南平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并做伪铁路保安大队的争取工作。
上述这些有关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解放区军民实施大反攻，争取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人员起义、反正，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整训部队和民兵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民兵210万，欲以此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根据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因此中央决定“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轮番整训部队”，同时对民兵、自卫队进行整训，以准备将来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7页。〗
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作战和生产间隙，从1944年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在政治整训中，部队深入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和1944年4月11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在政治整训中，还发动广大干部战士开展要不要练兵，怎样练兵的讨论，进行自我教育。经过讨论研究教育，干部战士端正了思想认识。
通过政治整训，改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也为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军事整训中，部队执行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学用一致的方针，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以及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在方法上，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教互学活动，使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军事训练中，涌现下一批特等射手、特等投弹手、特等刺杀手，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经过政治、军事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与实行大反攻作了切实而有效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分为主力军、地方军、自卫军三大类。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民兵是自卫军中的骨干，一般包括青年抗敌先锋队（16～23岁自卫队员组成）和模范自卫队（24～35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各村还在民兵中选择精悍分子组成游击小组（一般三五人至十余人），它是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的战斗组织。
1944年当敌后战场展开局部反攻，迎接大反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出发，指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对民兵进行整训提高，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1日《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指出：民兵与自卫军“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为有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对民兵、自卫队的整训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如太行区确定：干部整训时间一般是20天至1个月，民兵一般整训7天至半个月，自卫队一般整训5～7天；整训内容，政治上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军事上民兵以训练射击、投弹、地雷（石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力下运动等为主。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准备将工作中心由江北移至长江以南、新四军主力一部将调往江南的指示，对民兵建设提出了高标准和要求。1944年底1945年初，华中新四军主力与县区武装，已达30万人。华中局提出：“今后主要任务，应强调整训及发展民兵”，“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民兵、自卫队普遍进行了整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武热潮。经过整训，民兵、自卫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显著提高。当大反攻来临之际，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攻大军。
第六编 走向胜利（～）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1943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物质条件的准备，成为各解放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在加紧进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大力进行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扩大了耕种面积，粮食、棉花产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边区部队1944年耕种面积达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
1944年，中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量达6400石，自给率达到％，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80石，机关经费自给达到51％。陕甘宁边区人民开荒128万余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1944年已增至万余亩。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粮食产量已完全自给，并有部分余粮出口，棉花也基本满足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畜牧业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万余头，羊万余只，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工业方面亦有大的发展，截止1945年9月，公营大小工厂达120余家，职工万余人，已能炼铁、炼油、制药、修理机械。公营企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提高58％到84％。私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余家，仅纺织工厂就有50家，共有职工4500余人。工业产品仅土布即达15万匹，可自给1/2，纸烟、毛巾、袜子、肥皂等已做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厂也发展到有1000余职工的10余个厂，为部队生产大量弹药及部分军械和无线电通信器材。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4～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万余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万余亩，共收粮食2000余万公斤，收菜蔬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崞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3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耕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并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太行区1944年就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万余亩，仅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工业方面，至1945年，已有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和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边区日用必需品均可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万余亩，打井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公里，植棉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万亩，增产粮食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嘲。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第六编 走向胜利（～）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日军攻占缅甸，还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美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在亚洲的目标便是确保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畅通无阻，以使“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9页。〗 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华盛顿1956年版，第139页。〗
在此目标中，缅甸作战是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的先决条件，也是盟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行动的必要措施。但是，由于缅甸失陷，美国的战略不能不受到影响。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但在如何反攻、何时反攻缅甸的问题上，三国从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屡争不休，长时间不能统一。
中国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在远东单独抗日的局面。蒋介石力图争取英、美等盟国将主要力量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利用英美的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抗日战争。但事与愿违，英美实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将对日作战放在次要地位，仅仅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援助，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拖住日军。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此他认为，要反攻缅甸就必须中、美、英三国海陆空军全力以赴，否则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美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戚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特别是由于对德作战的限制，美国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也不可能保证充分供应攻缅作战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只能通过派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及敦促英印军来发动进攻。
英国方面虽然在“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基点上与美国一致，甚至更为迫切，但在具体战略问题上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都与美国存在分歧。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本土是一切的枢纽和中心”，即使丢失马来亚和印度，战争仍可以打下去。〖《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第71页。〗
因此，欧洲战场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至于缅甸，完全可以等到对日大反攻时再一举收复。而且，丘吉尔根本不赞成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因而拒绝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反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求助于中国。
中、英、美三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使得反攻缅甸方案迟迟不能最后确定。
二、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形成的曲折经过
（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提出
缅甸的失守，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进攻达到高峰。与此同时，盟军却在欧洲及北非战场陷入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牵制住亚洲太平洋的日军，保证盟军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对德、意法西斯作战，美国陆军部制定了一项支援中国作战的计划，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以加强对中国的援助。
1942年5月，史迪威从缅甸北部退到印度后，为了重开滇缅公路，即开始拟定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并要求美国派部队参加收复缅甸作战。他在5月25日发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5月26日，史迪威又拟具一项“改造中国军队之计划”。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返抵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他的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与收复缅甸的计划，得到蒋的赞同。
7月18日，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是：由英国出兵3师、美国出兵1师、中国出兵2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人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出兵20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入缅之上述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海空军应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7月29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西南太平洋攻击日军计划”，内容是：在云南完成30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1942年11月15日至1943年4月间分5路攻击日军：由英军3个师、美军1个师、中国军队2个师从印度阿萨姆分经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中国军队12个师进攻腊戍、八奠，与由印人缅的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然后成扇形展开南取缅甸南部，此时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应夺取仰光，再集结以上各军全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南，达到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中国军队9个师应即进占河内、海防，尔后再夺取香港、广州、海南岛或最终在该地发动进攻。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海军战斗力。
10月15日，史迪威再去印度和韦维尔商讨收复缅甸计划。韦维尔表示：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以及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海权空权都不可知，实在难谈收复仰光之事。他主张：先收复上缅甸，再沿亲敦江东进，然后再谋收复全缅甸。他还拒绝中国在印度的军队经达木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