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峡口、勉门关等地遂次抵抗，未能得逞。5日拂晓，第85军与第78军之一部实施反击，激战至7日晚，克复魅门关，先后歼日军第110师4000余人。4月28日，日军第110师再以一部兵力向重阳店地区实施突击，遭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沿途各阵地的顽强阻止和反击后，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粮弹补充困难，只得喝小米粥，甚至断炊，伤亡惨重。
日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在老河口方面，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第45军各一部，于4月12日向光化、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
第47军于13日向李官桥、挡贼口等地实施攻击，激战至15日，日军第115师退守邓县。4月28日，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再次攻入老河口。至5月1日，与日军隔襄河对峙。在洛宁方面，日军第110师一部4000余人，自3月23日向长水镇展开进攻，中国守军第38军、第96军奋勇抗击。战至4月9日，日军被击退转向西峡口地区。5月中旬，日军第69师之一部约5000人，由陕县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1战区第4集团军主力及第40军配合向日军实施夹击，至25日，将进犯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逐恢复原态势。此次作战，日军虽进占豫西并控制了老河口空军基地，但损失甚重。
在鄂北方面，3月22日，日军第39师主力及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由荆门地区北犯，23日黄昏进占宜城，28日突入南漳城内。第5战区之第33集团军一部向进占南漳之日军实施反击，于29日收复南漳。但日军另一路却于29日攻陷襄阳，次日占领樊城。此时，日军以一部西犯谷城，策应其老河口方面的作战，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军及第59军等部，与进犯南漳之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给日军以相当消耗后，于4日放弃南漳。
10日，该两军再协力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漳。
12日，第22集团军以一部节节抗击日军后，主力向进占茨河之日军反击，收复茨河，随即向襄阳、宜城方面追击，于4月16、18日，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
豫西鄂北会战时，日军航空兵出动各型飞机106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直接支援地面作战和攻击日军及其后方，在西坪、西峡口作战中，实施超低空射击，杀伤日军甚多。
对地面部队以较大支援。对日军后方新乡、郑州、许昌、南阳地区实施的空中打击，亦取得了显著战果。此次会战中，共出动各型飞机1000余架。
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的打击，伤亡万余人。
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以第20集团军指挥第116、第47、第34、第68师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见附图1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之线，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以主力部署于新化、武冈之间地区，待机与日军决战。并令第3方面军之第27集团军所辖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地，阻击桂、粤方面日军之增援，以利主力决战。另以第94军向武冈以东挺进，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挺进，新编第6军空运芒江为总预备队。待机于新化、武冈之间歼灭进攻之敌，以确保芷江空军基地。
在新宁方面，4月上旬，日军第68师之第58旅和第34师主力由东安和全县向新宁方向展开进攻。16日，两路日军合击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其第34师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长铺子，以主力北犯水东、关峡，29日攻陷武阳、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58师和第193师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进行反击，予以重创。日军第68师一部，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犯，25日进抵武冈城郊，为守军第58师所阻。
4月30日，中国军队第3方面军之第94军主力（第5师、第121师），由长铺予（今绥宁）向武阳地区日军第34师实施反击，5月1日夺回武阳。
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与第5师激战后，向东南溃退。同时，中国军队第74师第58师与第73军第193师亦向日军猛攻，日军向武冈以北、花园市方向溃退。第94军第5师沿武冈北侧大道追击日军。12日，第94军第121师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溃退，遭到第94军跟踪追击、包围，16日全部被歼于茶铺子地区。第3方面军之第26军，以第44师击溃强渡巫水之日军后，分别向武冈和新宁实施反击。该师一部于5月6日进至武冈西南，遂与坚守武冈之第4方面军第58师，内外夹击日军，日军损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之围被解。该师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宁城。
16日，日军第34师一部约3000人，由全县向新宁反扑，被阻止。此后，中国军队以全力向东追击。
在邵阳方面，4月9日起，日军第47师、第116师由邵阳地区分4路向西进犯。一路4000余人由黑田铺向三口关进攻，遭到三口关守军阻击后，于29日进抵洋溪桥附近，伤亡甚重，进攻受挫。其第2路约4000人于4月12日由邵阳向巨口铺突击，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63师的防御，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再向现江等地进攻，遭中国守军第57师及暂编第6师的协合抗击，进攻受阻。第3路约4000余人，4月11日，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16日进至白马山，17日突至放洞附近，遭中国守军第51师抗击，攻势受挫。日军第4路约3000人于4月13日强渡资水后，18日侵占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附近，遭到守军第58师的有力打击，进攻停顿。
中国军队第4方面军对日军实施的逐次阻击，已将日军之进攻阻滞于巫水以东之江口、洞口、武冈一线地区。为向日军实施反击，第4方面军遂令第18军星夜由常德地区南下，令新编第6军于芷江地区集结待命。第3方面军令第94军由湘黔边境向武冈以西的武阳地区快速前进。各部队于4月底至5月初，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5月6日，第4方面军挫败日军第116师主力约6000人向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10日，第74军向半江峰、洞口之线突进，日军残部约3000人仓惶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第4方页军乘胜以第18、第73、第74军等部，向日军展开截击、追击。日军伤亡惨重。19日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在龙潭铺附近地区遭第18军第118师与第73军第193师截击，伤亡甚重。5月8日，进至放洞地区之日军遭中国军队第100军转歼，伤亡较大，残部700余人突围至白马山附近，再次遭到包围。至16日，该股日军全部被歼。至6月7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第4方面军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驻湘西、滇东、川东的芷江、陆良、梁山（今梁平）等地之第1、第5、第2、第3大队各一部，联合美国空军频繁出击，仅第5大队即出动942架次。由于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紧密配合陆军向日军突击和追击，使敌伤亡惨重。同时，广泛袭击日军汉口、岳阳、湘乡、长沙、邵阳、新市、归义、衡阳、羊抽司、新宁、湘阴、零陵等地空军基地、仓库桥梁及重要交通线，部分地瘫痪了日军的运输补给，对会战取胜起了极重要作用。
湘西会战，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万余人。中国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力，基本上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直接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敌遭严重损失，对双方军心士气，影响甚大。日军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之战史，对此次日军之惨败有如下叙述：
“5月13日晨，第109团的先头两个营进入了马胫骨，其余主力进入其北侧，但后方的两个营被望乡亭附近之敌切断进路而陷于孤立，并遭到包围攻击，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5月15日，步兵第109团，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大尉回忆，5月14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团已准备‘玉碎’。”“当时，师（第116师）已处在敌军的完全包围中。师长向各部队发出训示，说明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70、苇281页。〗
日本战史叙述日军第116师泷寺团在1945年4月25日记载该团的伤亡情况：
“团经过连日激战，各营均有不少军官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我方伤亡如下：第1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25名。第2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246名。第3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75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9页。〗
1945年5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给第6方面军下达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官崎参谋对日军被迫中止芷江作战的情况有如下回忆：“第20集团军自4月15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20集团军进至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脉的险阻，第47师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20集团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页。〗
日军第34师独立第115营5月5日的情况是：“5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6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包围。7日～9日，各队逐次向花园市退去，但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部队到10日己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营长小笠原上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96、301页。〗
这就是1945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溃败的一个侧面。
在豫西鄂北、湘西会战中，日军虽取得局部战役战斗的一些胜利，给中国进一步造成严重损失，但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处境更加困难。日军对芷江的进攻，被迫半途而废，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陷入被包围歼灭和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侵华日军已处于战略全面被动的局面。
第六编 走向胜利（～）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五节 日军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一、日军实行战略收缩
1945年初，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以及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解放区战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日趋缩小，已进入了最后崩溃时期。日本早在1944年就采取种种对策，企图扭转其崩溃之势。孤注一掷，动用数十万兵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并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相反，解放区战场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更缩小了日军占领区，使其防线日趋崩溃。因此，一号作战后在华日军便立即开始了战略收缩。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了总退却。
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是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一个主要因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1944年攻势作战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日军只有招架之功了。据日本战史称：到1944年7月，“由于全盘战局的恶化。社会民心的不安，治安也因之恶化了。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治安警备的困难也越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04页。〗
在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反攻作战，迅猛向前推进。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黄岛登陆，3月17日攻占硫黄岛。4月1日，美军发动冲绳战役，5月初控制全岛，打开了通向日本本土的门户，清除了日本本土防御的第一个屏障。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就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到1945年初，日本重工业区、军事基地大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战争经济进入最后崩溃时期，已完全瘫痪。
在此不利形势下，日本为挽救其面临之危机，不得不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并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由于日苏中立条约将在1945年4月满期，从2月开始，日本焦虑地向苏联打听条约的续订问题，苏联一直避而下答。4月5日，苏联发表声明，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为苏联对日参战扫清了障碍，对日本又是一个严重打击。这样，日本要求中国派遣军除对美对华作战外，还要准备对苏作战。在华日军承担着对中美苏3国作战任务，当然力不从心。为此，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采取收缩方针。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便命令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上海和山东方面。
1945年4月14日，日军大本营秘密指示中国派遣军：“把第3师、第13师、第34师调往华北”。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了调动上述师的命令，并指出“第6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以及粤汉线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页。〗
日军第6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命令，拟定自7月下旬起开始向西江两岸及南宁撤退，8月底前先完成全广西省的撤退，并预计撤出南宁、宜山、柳州的时间，分别为5月上旬、6月、7月。5月28日，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1335》中指出，中国派遣军应进一步加强华中、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为此，要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粤汉沿线地区撤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决定： “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沿海进攻的美军，使皇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的重点先是华中三角地带，然后是山东半岛。为此，第23集团军将一部分军队撤退到广东境内，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完成对美、英作战，其余兵力调往南京；第13集团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于9月末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与关东军配合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并从河南省及山西南部撤军；第6方面军以剩余兵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军的总反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37～439页。〗
从此，侵华日军为构成东主西从的战略态势，日军开始了全面收缩。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二、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1945年春，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告捷，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黄岛，登陆冲绳岛，直指日本本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策定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培计划”，预定于是年秋，开始对盘据中国大陆之日军实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便于作战，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以便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
同时，中国陆军于1944年冬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
同时，为了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第1方面军、第2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方面军共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区。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担任河他西北地区守备的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第六编 走向胜利（～）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嘲。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嘲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嘲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嘲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