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一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的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摧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10〗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英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
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顶“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一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军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的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岛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的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
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
注释：〖1〗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2〗同〖1〗。
〖3〗同〖1〗。
〖4〗作者应邀在场。
〖5〗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
〖6〗“washington star，，april 25, 1970.
〖7〗台北《联合报》，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
〖8〗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0年。
〖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
〖10〗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
〖11〗香蕉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于该社二十周年纪念时，大送真金果盘，打击对象徐柏园。
〖12〗伍三思著《王正觉失足千古恨》，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3〗詹立朝著《台湾经济的稳定与成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
〖14〗《蒋院长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15〗 tillman durdin, 〃chiang ching-kun‘s taiwan〃 pacific co-
〖16〗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改革运动》，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
〖17〗孙观汉编《柏杨及其冤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第27页。
〖18〗李敖著《千秋评论》（一），台北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133页。
〖19〗黄展骥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二卷第6期。
〖20〗《政治神经衰弱症》，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
〖21〗同〖16〗。
〖22〗谢文著《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合湾象征什么？》，台北《大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七月，
〖23〗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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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继位
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先生因感冒引起肺炎，即迁入荣民总医院。这一住住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二年春天三月，老人动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
阳明山一次意外的车祸，蒋总统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感染流行性感冒，再度发生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第二年元月，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
病情毫无起色，据医疗小组的报告指出：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四时许，小睡片刻。（1）
四月五日，下午八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
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2〗
十一时五十分，这位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五十年的“军事政治家”（soldier statesman）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
临去前，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经国称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民间传说：蒋总统应天主之召归天，那就和说他是乌龟精一样荒谬无稽。
蒋夫人和经国，一直在病榻边照料，以至泣别。
遗嘱于周前，先行准备，要义如下：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3〗
若真依宪法行事，蒋公应于一九七二年，医生鉴定他短期间无法处理公务时，宣布辞职，或由副总统代理。但是，蒋公非但没有这样做，连他的病情，都属于高度机密。
从他的心理去捉摸，有生之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即革命无退休论也。其次，希望儿子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接班。
新闻局唯一关于蒋公健康的公报，是老人家归天两小时以后的“医疗报告”，死亡改用“崩殂”，更是不折不扣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四月六日起，中华民国，历时一月，国丧期间。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4〗：
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公遗缺。
其二，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分，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续从事。”
中常会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常会多此一举。
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阮大仁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间：
“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分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5〗
阮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6〗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8〗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
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