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 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 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 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h小说 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 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 “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 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 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 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拓跋嗣失踪后，拓跋 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 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父亲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