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相符同。及生显祖……太后令依故事……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h小说 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封建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 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