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型性格的人勇敢果断，敢说敢为，富有冒险精神。这类性格的人会将自己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他们开拓冒险的打拼精神，使得他们各自的生活与经历多彩多姿，炫斓溢目。他们是其所处时代开疆拓土的领袖，建功立业的脊柱，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精英。
开拓创新的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
在中国近代史上“奇人”蔡元培，被公认为是民主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他以民族道义为己任，在国家危难之际培养新人，高举自由、民主、科学的旗帜，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持之以恒，矢志不移。他以无与伦比的开拓、创新意识，以及其独特的性格和渊博的学识，被人们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
清朝末年，洋人东进，先是输入鸦片，后是瓜分土地。先有虎门销烟，后有太平天国运动。蔡元培便出生在这风云变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蔡家虽说不上书香门第，但传统道德文化却深深地影响了他。
蔡元培从六岁至十六岁一直在私塾学习，之后的十年他一直在求取功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被光绪帝御笔钦点为翰林。然而他这个翰林，却作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反叛”。
他放着现成的“翰林”不当，弃职南下，却宁愿只做一个中学校长，报刊主编。甚至意图颠覆使他成为“翰林”的清朝廷，担任以“光复汉室”为宗旨的光复会会长，组织暗杀团，制造炸弹，在革命的草创时期即已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是中国自有“翰林”以来绝无仅有的“翰林”。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亡国危机震撼了中国，“救国”成了有志之士的奋斗目标。
蔡元培在弃职南下时，试图通过提倡新的文化教育，培养人才来改革社会。他到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办教育办报刊出版，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不久，蔡元培发现走“教育救国”之路太慢，便走上了政治革命之路，当了光复会会长，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与国民党的元老，奠定了他以后在政界的地位。但在政治革命中，蔡元培再次发现提倡新文化的必要，要提高革命党人的素质，将来要提高国民的素质，还是有待于新文化的建设，只有文化层次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蔡元培便放下了手中的革命工作，想尽一切办法远走德国再次留学。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抓住时机，从德国归来，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对西方教育有一定了解并具备了切身体验的学者。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对建设什么，怎样建设感到茫然之际，蔡元培主管的教育部已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在教育体制、教学内容等诸方面都奠定了新教育的基础。蔡元培的举动不仅使教育部的改革得到了立宪派的支持，而且使这些改革举措在蔡元培辞职之后，甚至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仍然能贯彻实行。
早在1912年5月，蔡元培在参议院演说：“普通教育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专门教育养成学问神圣之风气。”1915年巴拿马举行万国教育会议，蔡元培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非常注意道德情操的培养。他强调道德修养“重在实行，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了事的”。他重视“修己、自省、自制”，要做到“勤劳、俭朴、公正”。
蔡元培把智育和振兴国家、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
在教学上，蔡元培主张启发式教学，引起学生读书、学习的兴趣，“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他主张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说“如特别的天才，要施以特别的教育”。蔡元培认为教学必须有师生双方的积极性，“教授、求学，两不可呆板”。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他认为“美育为高尚的消遣，能去掉生活恶习，提起创造的精神”。“美育与智育相辅而成，知识以外兼美感情，以图德育之完成”。他主张用美学丰富科学知识，充实人生意义。
蔡元培有句名言，“人生的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他的身体力行和高洁人品正是完善人格的光辉典范。
蔡元培以一名平民的质朴姿态在“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作为一位平民校长，蔡元培随后在北大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下促进北大向着平民化方向发展。
按照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路，从他走进这座大学之日起，这所大学便不再为锈蚀的官僚机器提供新的零件，而是要“研究高深学问”，再通过这些“学问”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成批地训练公民！
钱理群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塔、十字街头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是从蔡元培重新给大学下一个定义那天开始的。
在北大期间，蔡元培提出了光芒万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个方针下，蔡元培把北大改造成为一片“精神的圣地”，北大的魅力从此不再是成批生产官僚的“魅力”，而是现在每个北大人挂在嘴边的“精神的魅力”。
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变成了一座潜力巨大的思想发动机，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尼采，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激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他严格遵循“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梁漱溟等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同时也聘请了古经文学家刘师培、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任教。
富有开拓冒险精神的蔡元培还不顾上司劝阻首开女禁，破旧俗立新风。
五四运动之前，尽管封建礼教已受到了很大冲击，但“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等旧传统仍根深蒂固。虽然有专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校如北京协和女大、南京金陵女大、福州华南女大、北京女高师府等，但是大学男女同校，接受平等教育的事还未曾有过。蔡元培对这一现实极为不满。
1919年3月15日，他作了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认为：男女社交公开，尊重女权已是世界潮流，“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此次讲演中他产生了试验大学男女同校的想法。教育部在一年前给北大公函中即称，“国立大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欲开女禁的蔡元培公开表示：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女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适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中国新报》在1920年元旦的新年号上刊登了这段话。蔡元培实际上已巧妙地绕开教育部的限制，作了破女禁的宣言。
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共招男女合班生350人。蔡元培亲临法科礼堂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
1920年2月，江苏籍女生王兰提出入学请求，因已过考期，遂入校旁听，成为北大第一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入学旁听，至3月11日，北大《日刊》“本校女生”栏介绍已有九人旁听。1920年秋季，北大则正式招收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发展了我国教育思想，探索了教育实践，成为现代教育之父。
在学校制度上，蔡元培倡导以西方现代学制的原则来改造清政府颁行的癸卯学制，1912年他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蔡元培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新学制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国民教育方针，即“应以培养成人的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新学制的实施，大大推进了教育的改革。
蔡元培对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国学校教育逐步摆脱了封建教育模式，使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自然科学教育得到了发展，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蔡元培是一个胸襟宽广的学者，这是由他勇于创新的性格决定的，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必须要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必须具有独特的先知先觉改革创新开拓性格，才能达到成功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