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伯在学校里讲了五天课。每个班讲了一次。忆苦思甜，讲他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给地主当放牛娃的故事。讲了一遍，再讲一遍。锣打三遍无人听，戏唱三遍无人看。学生再也不听了。甚至学着大伯的腔调当游戏“娃娃们呀我像你们这大的时候，三九天里打赤脚，半夜起来叫牛尿把牛牵到房外拉屎拉尿，吃不饱，穿不暖的，冻得牙巴骨打磕磕。苦哇苦哇”一下课，满场操一片“苦哇苦哇”。你追我赶地“苦哇苦哇”。大生伯也没有新的故事了。他对张文浩说“张校长，我投降。你们再不要我进教室。干什么我都愿意。”我们也同他了。让他去上课，简直是受罪。当然，我们的课也还是照例进行。以学语录为主。柳岸青还是教五年级，除了教语录，老三篇外，他还自选了诗词当教材。关于数学的没有阶级性是不是封资修我们为此争论了两个星期。柳岸青问张文浩“158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级用加法不用减法哪个阶级用乘法不用除法你说”。柳兰成说“哪个阶级也要用数学的。”张文浩说“1个地主，2个贫下中贫，数字代了名词就代有阶级色彩。你总不能一天到晚1234567890吧”我说“那么代量词，代单位名词呢154斤什么阶级的”张文浩反问我“154斤是什么东西你说说”柳岸青说，“154斤棉花，什么阶级”我们一齐向他进攻。“棉花是谁的”张文浩也不服输。柳兰成说“棉花张文浩老婆的。”“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我老婆是贫下中农嘛。”我们以这些无所谓的争论取。搞诡辩术。数学课照上不误。
大生伯天天来学校上班。他不肯再进教室。在教室外打扫清洁。把走廊，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根杂草也不让它长。他还给学生烧开水。放学了，大生伯扫教室，把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的。门窗关好。他还找来了一些塑料膜，把窗户钉好，免得学生吹风。草顶烂了，他爬上去，塞漏子。我们打铃的差使交给他。他总算认清了钟，准时敲钟。这些事干完了，他就戴上破草帽，拿上铁锹，去他的树林里，给树苗培土，施肥，剪枝。他成了我们最好的校工。甚至帮张文浩看孩当保姆。张文浩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四岁，女儿才一岁半。老婆出工，他就把孩了带到学校里来。连摇篮也带来。张文浩在办公室里号召“杨晓月，快点生孩子柳兰成、杨永星赶快结婚吧赶快生孩子全交给大生伯。再办个幼儿班。”
大生伯在学校里坚持了两个月。“上面”指示，贫宣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撤大生伯总算解放了。回林业队管树苗去了。
星期天，柳兰成和杨永星躲在学校里下象棋，逃避参加劳动。张文浩到场里参加校长会去了。谁叫他当头儿呢我和岸青借了条船，把打好的芦席运到街上收购站去卖。柳兰成和杨永星下了几盘棋，觉得没意思。这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南风徐溜溜地吹，吹得人打瞌睡。学校里就他们两个人。有点百无聊奈。这副象棋是柳岸青建议买的。棋子一个个如小烧饼那么大。棋盘画在两张办公桌上，楚河汉界是两张桌子之间的缝。两人对坐对奕，要站起来才能将到对方的帅。柳兰成和杨永星的棋很臭，连我都下不过。他们还互相吹嘘。兰成对永星说，“我下你，不用手，只有教鞭也行了。”永星说，“我坐着懒得立起来，用教鞭就把你的帅捅倒。”你捅马，我捅车。他们捅去捅来，跟打台球差不多。正捅得正来劲，闵校长突然降临。他们连棋子也收之不及，尴尬极了。闵校长看了这场面，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通“你们这么捅去捅来，要把学校都捅散了”
闵校长训了他们几句，走了。几天后，他在教师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我们“杨柳小学的老师，下象棋连手都懒得用了，用教鞭撮，撮什么这还像学校吗抓革命，促教学，你们不是在促，是在撮把革命的意志都撮散了。”于是，全场教师都拿我们当笑话“杨柳小学下象棋撮散革命意志。”
闵校长走后，兰成拿起桌上的破铃，摇着说“这玩艺拿去收破烂顶好哩。”杨永星说“我们把他拿到街上当破铜卖了吧”“兰成说”行。上街玩去吧把它卖了，我们到街上吃一顿。”永星说“不让张文浩和岸青哥晓得。我们还要反咬张文浩一口，说是他儿子来学校玩，把破铃拿回家去了，逼他交回来。”柳兰成说“妙这主意妙”他把破铃往怀里一揣，上街去玩。
那只破铃铛居然卖了两块八毛块钱，这是谁没想到的价。足够他们两个人吃喝顿还有余钱。剩余的钱，他们买了两斤芝麻糕。一路吃回来。一边吃，一边合计着怎样对付张文浩。真像孩子们搞恶作剧。两天后，柳岸青发现桌子上的破铃不见了。杨永星硬说是张文浩的儿子拿去了。柳兰成也应和作证。张文浩有口难辩。柳岸青心疼汪经师的遗物，逼张文浩去找回来。张文浩逼着儿子，儿子不认账，说没有拿。柳岸青生气了。柳兰成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留下的一包芝麻糕“破铃我们哥俩吃掉了，留下铃坠子给你吃吧”张文浩瞪大眼睛，看着纸包里的芝麻糕问“哪里来的你们把破铃换了芝麻糕”他们哈哈大笑。张文浩骂了一句“狗日的。”拿过芝麻糕，送进了嘴里。
柳岸青直摇头罪过罪过呀这是汪老师啊我们的童年都是在这支铜铃的钟声里度过的呀你们居然把我们的恩师卖了她是这所小学的物证，你们吞得下去吗无聊啊荒唐。杨永星和柳兰成低下了头。他们俩也是汪老师的学生啊
回家后，岸青为那支破铃伤感了许久。尔后若干年，他一直难忘记那支破铃。
我终于怀孕了。直到三个月没来月经，我才告诉他。他惊恐不已。姆妈也为之高兴，立即告诉了舅妈。岸青摸着我的肚皮，祈祷着说“上帝保佑吧”我说，“放心好啦一定是个儿子，一定很乖。我做过梦。我们的儿子会考上大学，完成你的梦。”
“但愿吧”
夏天的一场暴风雨，把学校的草顶吹得像翻毛鸡母。屋顶上千窗百孔。天雨就不能上课了。柳岸青和张文浩奔走呼号，找大队，求小队，要求修缮学校。要求增加老师。
六队刚好下放个女知识青年。她叫徐谨。
徐谨瘦瘦的身材，没有一点肉感，看上去一副骨架子。她体弱多病，什么农活她都干不了。下放到队里赶了几天麻雀。这种轻爽活也把她折腾得哭了好几次。她在田埂上走路也摔跌。社员们很同她。她高中毕业，斯文静雅，操一口汉腔。唯一的特长是会唱歌。徐谨是知青中年龄较大的。在城里无业。她尚无结婚，也不恋爱，洁身自好，拒不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誓死都要回城。她下放来不到两个月，就跑回武汉，滞留在家不归队。大队把她没办法。六队也正缺个老师，写信去叫她回来当老师。她倒意地接受了。立即从武汉回来。徐谨跟别的知青不同，她不闹事，也不参与造反。也不是逍遥派。她是悲观派，只会哭。我们也很同她。她教学倒是很认真的。学校有两个女老师了，她教三年级，我还是教一年级。
好不容易熬到放暑假。大队终于同意修缮学校。派柳岸青和张文浩去武汉采购一批粗竹篙回来做橼子。准备将草顶换成瓦顶。还要买一箱玻璃回来，把窗户全安上玻璃。那时，物质匮乏，连铁丝、铁钉都要计划供应。璃玻要到武汉去买。买了还要运回来。其余的老师也投入建校。柳兰成和杨永星负责把瓦从窑场里运回来。这个活很艰巨，花力气。学校盖瓦顶，窗户要安上了玻璃。柳岸青还打算趁机在每个教室里做一块水泥黑板。把汪老师时代的旧黑板淘汰。大队林业队伐了一批树，拨给学校做课桌。这在乡村里，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工程了。为了后代，为了将来，也为了我们能有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再苦再累我们也高兴。大队还拨了三个老木匠到学校里来。要求他们在两个月内完成一百张课桌的任务。想想，能让学生坐上正规的课桌，再不怕风吹雨淋，能在水泥黑板上写字。我们浑身都是劲。连浑身没劲的徐谨也投入了建校，不回武汉去了。我和她负责给三个木匠烧茶水。兼看材料，晒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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