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战场。
11月8日第4师改归大本营直辖，同日，第3飞行集团被指定转进太平洋战场，新建第1飞行团（飞机70架）和第23集团军飞行队（飞机45架）接替在华北、华中、华南的空中作战任务。
12月3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75号”明确了中国派遣军的新的基本任务。新任务主要不同点在于更加强调对中国抗战大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更加强调掠夺中国的重要资源及中国派遣军的“就地自给”。
在下达中国派遣军基本任务的同一天，1941年12月3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042号”专门就此作出具体指示：在占领区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外流通；确保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战力。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国民党军在敌后的阵地，如中条山、太南豫北、鲁中、苏北，在日军的打击和诱降瓦解下纷纷垮台。其中成批的国民党军投敌成为伪军。
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不断的“扫荡”、“蚕食”、“清乡”，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处境非常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建设、对敌斗争策略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194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联络亦愈不便，破坏后因敌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我军动员民众破路，敌人强迫民众修路，无休无止，“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计，军委指示：“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心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在武装力量建设方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方式）与敌人周旋。”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为此，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乒主义”。主力军与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在山地根据地一般应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则以一比一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民兵）数量应当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青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根据地全部人口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因为日本四处树敌，必然减弱对中国的压力，侵华的一些部队将调往太平洋战场。另一方面，“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区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激烈”。根据上述估计，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11月7日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山地，并选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
最后，中央号召在敌后艰苦奋战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极为困难时期先后提出开展生产运动，健全“三三制”民主政权，开展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以及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重要政策。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的指示中强调，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现时最切要的十项政策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这些政策，对于敌后广大军民战胜极端困难，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编 渡过难关（～）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1941、1942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
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29页。〗
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年3月30日开始，到4月3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轧494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4科（主管政务）在1941年2月15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高嘲，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这两年，尤其是1942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二、华北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对付抗日军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1941年2月25、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国内外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和“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在具体执行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计划特别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内称“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1941年度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战步骤上，考虑到百团大战后期对中共、八路军进行的报复“扫荡”给中共、八路军一定的打击，中共、八路军暂时将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决定利用派遣军向方面军增派第17、第33两个师的机会，首先尽量以最大的兵力对黄河北岸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进行作战，除此之外，主要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歼灭战。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为11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共有30万人，伪军有10余万人。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7日～27日，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条山的大约18万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将国民党在中条山的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军残部除少数仍在黄河以北坚持斗争外，多数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此后，日军即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作战。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对日伪斗争策略有所改变。一是由于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伤亡也相当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恢复。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并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剧，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而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制造“皖南事变”。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不得不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其突发事变。1941年1月6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策略的指示》，认为日军作战计划有三种可能，一是“南进”，二是西进，三是“正面僵待（不南进也不西进），抽兵增加华北进行大‘扫荡’。就目前形势看，西进与增兵华北两种可能较南进可能多。我们一切准备中心要放在增兵华北”，“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不管国内国际变化如何，今年华北战局比以往任何一年会要严重。”为准备足够力量随时应付新的形势，对八路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大诸主干铁路，暂停炸车破路与夺城镇据点，以一个月为期；
（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
（三）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扫荡”修路，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与破坏修路计划；
（四）华北交通战已经占重要的地位，要注意炸车破路的技术；
（五）坚持完成4个月整军计划。
1941年，八路军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春夏季主要有鲁西、冀鲁豫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1～2月反“扫荡”作战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军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旅兼军区政委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
1941年1月7日24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160余人、伪军30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1门。1月15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1旅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l 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70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3旅特务营2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这次近1个月的反“扫荡”，由于部队缺乏反敌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未能给在平原快速运动的敌机械化部队以有力打击。日军在“扫荡”中，设置了从郸城经寿张至阳谷、以及由东平湖东岸经东阿至平阴两条封锁线，从此将鲁西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八路军回旋机动大受限制。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4月反“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为隐蔽“扫荡”企图，日军第12集团军将第35师、独立混成第1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秘密集结于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命令伪军2000余人首先侵入根据地，以吸引八路军主力，以便聚歼。
4月11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像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突变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1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2旅第4团第2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5连突出重围外，第6、第7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籽、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日军对沙区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
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这次大“扫荡”后，日军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日伪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等部也不时进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更趋严峻，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1941年7月1日，新的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7月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杨勇任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委。9月初，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军根据其年度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扫荡”。面对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6月21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队发出指示，指出：中条山战事结束后，日军逐步抽出中条山周围据点的兵力，自本月起北运东运，转至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驻满洲日军第8师有入关开华北说。“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歼灭我军。自从16日起，敌集中近4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很大。此即为敌毒汁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经常注意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至被敌各个击破……各部须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1941年度日军作战计划一再强调“重点集中力量统一”，也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此次日军“扫荡”重点首先就是其统治中心北平四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集中4万余人于5月29日～7月21日围攻冀东抗日根据地，集中2万余人于6月10日～7月10日围攻冀中北部——第10军分区，继于8月14日～10月10日集中7万余人“扫荡”平西、北岳区。与此同时，日伪于7月7日～9月8日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冀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7月反“扫荡”
日军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一向十分重视控制冀东，冀东的抗日斗争十分艰苦。日军曾于1941年1月“扫荡”丰润西北之鲁家峪，将九沟十八峪洗劫一空，同月25日又在丰润东北之潘家峪制造大惨案，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2月23日～3月8日，关东军驻热河部队与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15旅协同对冀东西北的密云、平谷、蓟县进行了“肃正作战”，4月1日至同月末，又对其中的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5月即准备对冀东大围攻。日军为隐蔽其企图，于5月初派小部队在冀东西部转了一遭，故意将汽车上的武装胶皮人丢下，以示其兵力薄弱，麻痹八路军；同时秘密抽调第27师、独立混成第15旅两部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1、第7、第9、第16、第27营，以及伪军，共4万余人，部署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四周的据点里。5月29日，东线日军由东向西，长城沿线日军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由于事先对敌情了解不够，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不足，通信联络不周密，在东、西部地区活动的部队，均不期而遇地转移到玉田南部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狭小平原地区。冀东军分区发觉情况危急，决定分散，但来不及执行，敌人即开始攻击。6月1日，日伪军攻击在杨家套一带的军分区机关和第13团，八路军被迫进行艰苦的村落防御战。2日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13团第1营和军分区警卫连向北突围，经盘山转入平北地区。第13团第2、第3营因未能突出敌重兵包围，遭受重大损失。
冀东军分区第12团，突围时，团长陈群牺牲，部队伤亡数百人。此后，日军不断进行“剔抉剿灭”、“清剿”和“清乡”，一直到7月21日才告一段落。
反“扫荡”结束后，中共冀东区党分委于8月初在遵化县的张家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过去主要在平原和靠近平原的边缘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作法，以主要力量开辟热南山区，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据此，青纱帐末期，9月中旬，除留下第13团第2营在基本区坚持斗争外，第13团第1、第3营、第12团全部和地方武装一部共3000余人，分路向北跨越长城，向己被日军统治8年之久的热南地区挺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东起都山西至雾灵山之间，包括平泉、青龙、承德、兴隆诸县境内约4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些交通站。从此，抗日斗争在热河锦热路南的广大地区逐步展开，为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冀中第10军分区1941年6～7月反“扫荡”作战
冀中第10军分区地处大清河北日占大城市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向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到1941年初，第10军分区境内，经常驻有日伪军1万余人，据点204个，占整个冀中据点总数的38％。永定河北和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抗日根据地只剩下大清河以东以北和大清河以西各一块只有百十个村庄的地区。从4月1日起，日伪军2000余人又对大清河以西以容城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为时1周的“扫荡”，增修公路据点，第10军分区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乃将第27、第32团分别转移到北岳区和平西地区，留下第29团4个连、军分区警卫营5个连、游击总队4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坚持斗争。6月10日，日伪军2万余人开始对第10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先围攻大清河以东地区，第10军分区部队在大清河东战斗5天后，西渡大清河转移到容城以西。日军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组织第二次合围，八路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尔后，日军即分成多股，划分区域，逐村“清剿”，为时近1个月，至7月10日才告一段落。从此，第10军分区所属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大清河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以隐蔽斗争为主的阶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1941年8～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7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根据年度作战计划，下达时晋察冀边区作战命令。其方针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参战兵力为方面军直辖兵团及第1、第12集囚军、驻蒙军各一部，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进攻兵团又区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统由方面军直辖，任务是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甲兵团以第21师1个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110师第133旅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33师为基本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太原附近。封锁兵团的任务是“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并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援助，必要时派出部队深入抗日根据地配合进攻兵团作战。计划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预定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第二期，预定约7个星期，“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1～543页。〗
日军参战兵力为6万余人，另有伪军1万余人。7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多田骏转任军事参议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从东京来华后，指挥了这次大“扫荡”。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6月21日关于日军可能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等指示和当面敌情的重大变化，于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从各个方面做好应敌准备。
8月14日～9月4日，日军进行其计划的第一期作战。日军首先于8月14日～21日，以进攻兵团之甲兵团“扫荡”八路军平北抗日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两兵团“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日军企图消灭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最低限度亦应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3页。〗 以便下一步聚歼。尔后，于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岳、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一部向平西十渡地区、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驻地陈家院、陈庄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地区进行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转移，摆脱日军第一次围攻。8月31日，日军甲兵团6000余人合击平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蓬头、小峰口地区，由于八路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转移，日军再次扑空。同时，日军乙、丙两兵团等部共5万人向阜平地区进行大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向西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敌人，军区领导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备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以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日军果然分兵7000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迸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接着在此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平山县之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
9月4日～10月15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