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根觉得，王奎除了财产方面的实力远不如自己之外，在智力、远见、生财之道方面的谋略，也远逊于自己，王奎甚至不懂得抓住机会，机会来了也白白放过，这样的人，只能和贫穷交一辈子朋友，纯属于迂腐没用的人。
一百零五章一百零五章
旺根想起了王奎十三年前所做过的那桩蠢得不能再蠢的蠢事，至今，旺根都替王奎惋惜，抱憾，把一亿二千万人民币论人头平分给二千一百名职工，那简直是个傻子的所为么！那笔钱本来王奎可以堂而皇之的揣进自己的腰包，因为那纯属王奎靠胆量、冒险、机遇和运气获得的一笔钱。
当时的情况旺根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国务院根据改革的需要，出台了一个全国性的一刀切政策，所有供销、商业、外贸企业一律撤销，而这些企业的职工也相应失业、离岗。
为了安抚这些突然失去职业和饭碗的人们，免得他们上访、闹事，影响改革大局，当权者们采用了赎买政策，即变卖原企业的财产，弄出三瓜两枣买断职工们的公职，即所谓的身份转换，由铁饭碗变成泥饭碗或没饭碗。也就是根据原企业财产多寡的情况，再根据职工工龄的长短，分几个钱给失业的工人和职员们做安慰，让他们在失去铁饭碗的同时，暂时还不至于上大街要饭，或造反，影响安定团结。中国的百姓是很好糊弄的，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至于闹事，更不至于造反。
当时杨镇供销社全部的财产，由商品和固定资产、房地产几项组成，经过国资委的评估约在一亿一千万左右，除去欠银行及外单位的欠款外，仅剩七千万元左右，也就是说每个职工平均能分到近三万五千元人民币。这笔粗略估出来的能够分配的财产，与其它县区供销、商业、外贸的职工们能够分配的财产相比较，应该是多了许多，很值得其他行业的职工们羡慕。
但是，这一亿一千万千多万元的财产中商品占百分之六十之多，而这些商品一旦处理，起码也要会贬值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就是说有二千一百多万元的缩水成分，轮到每个职工头上，要少得一万余元，这是其一。
其二，固定资产虽然评估值为四千四百万元，但毕竟在当时是有价无市的东西，还没有哪个单位能够拿出四千多万元来购买这种有价无市的不产，因为那时的房改和房地产开发市场还没有形成。
把现有的商品分给职工自行变卖，职工买断工龄所得到的钱就大大缩水，职工们不愿接受降价处理商品造成的损失这一现实，此外，固定资产一时卖不掉，现金分配成了画饼充饥。领导做工作，让职工等待，但职工失去了耐心，因为没了生活来源的职工们需要吃饭，嘴巴和肚子不等人。
迟迟得不到买断工龄钱的职工们开始上访、静坐，闹事，要求工作，要求吃饭，这个起码的要求，没有人敢说他不对，但也没有人能实际地给予解决。
那时王奎已经调离供销社到县政协任副主席，房明也升任县委副书记离开供销社两年多。接任王奎职务，担任供销社改制领导小组组长的原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面对告状、上访、静坐县委办公大楼，和平示威的职工乱了方寸，束手无策。
过去，职工之所以惧怕领导，服从领导，听从指挥，是因为领导掌握着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和经济上的予夺大权，而此时，对于只会打掉他们饭碗，给他们带不来任何益处和经济利益的领导，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尊崇和畏惧，剩下的只是难以压抑的怒火。一些偏激的职工甚至闯进了县长家里要饭吃，县长略有怠慢，就将县长家的饭桌推翻。
县长打电话让原县委办公室发主任，现在的供销社改制领导组组长来制止闹事的职工，结果是群众将改制组长一顿痛打。
事情闹大，惊动了公安局，但公安局面对要求基本生存权利的百姓也不好动用武力弹压。
改制组长见公安局也应对不了当时的复杂局势，自己也干脆借被打那件事，躲在在医院不出来工作。一时间，有两千多名在职职工的供销社，群龙无首，局面异常混乱，国有资产被抢，被盗卖、瓜分的事件不断发生。
一百零六章一百零六章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当时已在政协工作了近两年的王奎，主动向县政府和县委提出从重返供销社，稳定局面，与职工共度难关的要求。县委其他领导巴不得有人能站出来收拾供销社的烂摊子，自然十分同意王奎重回供销社工作。只是他过去的老搭档房明劝阻他不要感情用事，因为自他和王奎离开县社后，新任供销社领导抱着一个沉船捞船板的念头，根本无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吃喝玩乐，有利益有好处的地方频频伸手，上行下效，两年的时间里，换了两任领导，都是捞一把就走的主，只用两年的时间，让过去一直盈利的供销系统，年亏损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企业的流动资金亏得一分不剩。职工早已经发不开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又面临的改制的困扰，谁都难以控制目前的混乱局面。
但王奎说：“老房，不是我逞能，实在是我不忍心看着两千多名职工因没饭吃而闹事，由一向的守法公民变成一些人眼里的刁民啊！那都是些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同志，老部下，但有半分奈何，他们是不会闹事的。在这种时候，我回去和他们同甘共苦，随他们一起买断工龄，度过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唯有这样才具有说服力，让群众重新相信我们党的干部。”
面对王奎的固执和坚持，房明苦笑着说：“老王，你我都已经不年轻，现在已经不是理想主义和提倡自我牺牲的年代，你怎么还在坚持你的理想主义呢？要知道，你这一回去，就意味着职务、工作、干藉一齐丧失，从此成为一个失业者。而按直辖市的副县级干部的级别，你现在是副地司级干部，熬到了这一步，很不容易，一下子丢掉，三十年的奋斗得到的个人待遇毁于一旦，你不觉得可惜吗？我劝你还是不要走这步路。”
但房明并没有劝住王奎。县政府和王奎签订了转制风险责任状。即县原供销社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王奎个人全盘接管，实行个体经营，原企业的商品财产通过国资委的评估，折价归王奎代管处理变卖，所得款项用于买断原供销社二千一百名职工的工龄，平均每人三万元。
原供销社所欠银行的贷款也由王奎负责偿还。原供销社的商品及固定资产在销售、变卖过程中，无论发生贬值或增值，都归王奎个人承担风险或收益。
但是，以当时的情势而论，王奎是凶多吉少，万一商品或者固定资产在处理过程中稍有闪失，达不到预期处理变卖的价格，职工们不能拿到预期的买断工龄款项，肯定会再度闹事，把矛头对准王奎，这样责任和风险就会落到王奎的头上，而与县政府没有了干系，职工们只能对准王奎发难，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王奎恐怕就永无宁日了。
当时房明替王奎捏了一把汗，既无法阻止王奎的固执，又不好公开反对县政府推卸责任，只得听之任之。
王奎在重返供销社之后，没有采取一刀切，让全员失业买断工龄的办法，而是让大部分职工留在原岗位继续经营，不同的只是由过去的集体经营转变为个体承包经营，在经营活动中逐步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和工龄的买断，这样做，既让原企业的库存商品盘活，得到了保值和增值，又锻炼了职工的风险意识和个体经营意识，从而对前途有了信心。
王奎的逐步转制和职工的分批分期买断工龄用了三年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时间如同一个魔术师，原来疲软的有价无市的房地产只是三年的功夫，竟然像一个迎风的布袋子冲了气体，呼呼地胀大了数十倍。职工买断顺利而和平的完成之后，原企业的固定房地产竟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崛起，实现几倍以上的增值，王奎把原供销社通过国资委折价算到他自己名下的房地产，分块论片地卖给了一些房地产开商，竟然获得了原价四倍以上的利润。这是县政府和供销社员工所始料不及的。
一百零七章一百零七章
王奎在变卖商品，拍买固定资产，用三年的时间支付完了职工工龄买断款项并偿还完银行贷款之后，竟然有了一点二亿元的净盈利。按照和县政府所签署的风险责任状，这笔款项理所当然应该属王奎个人所有。
但王奎却按人头把这笔房地产增值所带来的利润全部分给了职工。
旺根就王奎的这个行为的利与弊，得与失，愚蠢还是明智，和几个要好的人在私底下展开来，揉碎了的做过分析。
当初王奎在和县委、政府签署军令状似的责任书，唯一的标的和目标就是筹集到买断职工工龄所需的七千多万元，顺利的完成职工身份的置换，不要让他们动不动就找政府，找党来要工作，要饭吃。今后要学会自己找饭碗，找饭吃而不是靠政府的包揽、救济。
此外就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把原供销社拖欠银行的贷款能还多少算多少，实在还不了，以资抵债，平账了事。可是这件事万一搞砸了，王奎的麻烦就大了，首先是，两千多名职工饶不过他。这些在国有企业里干了或几年或几十年不等的职工们，本指望国有企业永保他们的饭碗，为他们养老送终，可是突然间这个指望就像肥皂泡沫似的迸裂了，他们唯一能得到的或是借以慰籍这种失望所带来的痛苦的东西就是这最后的一点工龄工资，如果连这点东西也得不到，他们不找王奎的麻烦才怪，那样王奎恐怕这一世不得安宁了。
而王奎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也好，协议也好，这是理所应当的。而协议之外额外获得的每人六万元，对大伙来说，虽然算个惊喜，但同时，他们在拿这笔钱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应该，相反，觉得心安理得，理所当然。没人认为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也没人认为这是王奎高风亮节，把本应自己留下来享用的这笔钱分给了大伙儿。没人领王奎的情，也没人感谢王奎的无私，他们认为事情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获得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赶上了好运气。有的人甚至还会怀疑王奎在这里做了什么猫腻，拿了比他们更多的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就不信他王奎是如此的大公无私。以至有人向县委建议对王奎的经济账目进行一番审核、审计，查查里面有什么问题。
他们甚至忘了那时的王奎其实已经和他们大伙一样，成了一个没有公职，买断了工龄的个体户，党是无权对个体户经营得好与坏，怎样分配进行干涉、过问的。
因此，旺根他们私底下认为，王奎的这个额外分钱给大伙的举措是很愚蠢的，他个人从中既得不到名，更获不到利，也捞不到任何政治资本，倒不如把这笔钱落入个人腰包，谁也没话可说，因为他只是个个体户，而不是什么党的干部。
旺根觉得王奎的行为不可思议，是愚蠢透顶的想法和做法。除此之外，王奎还有更让旺根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那就是在王奎一贫如洗，穷途潦倒的情况下，又爆出的轰动全市的‘彩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