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中学校长又是公社教育辅导组领导的闵校长出了问题。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
闵校长出身寒门，老母守寡将他抚养成人，娶妻生子。土地改革时参加工作。担任乡村小学校长长达三十余年。各种大风大浪都闯过了。万万没想到在阴沟里翻了船。
也不知是谁揭发。说闵校长贪污了民办教师的补助款。有人怀疑是陈兵。说陈兵急于当正校长。那时“抢班夺权”是挂在嘴边的常用语。我认为这种猜测过于牵强。陈兵跟柳岸青是朋友，为人还不错。他不会做这种事的，何况他是闵校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呢也许是有人做了这事，觉得把污水泼到陈兵的头上最合理，最能掩人耳目。有的人怀疑是刚调来的副校长老戴。老戴排在陈兵的前面。他是第一副校长。揭发材料是匿名信。而且直接放到教育局局长的办公桌上。闵校长是县教育局的直管干部。民办教师每年的补助款都是由他经手领取、发放。他主管着十所民办小学。还兼管中学的人事大权。民办教师虽然由大队推选，但要得到他认才能进校。教师的转正，提干也都是他办理的。他像慈父一样对待大家。当然，他也把自己的儿子推荐上了中师，工农兵学员，不用考试媳妇也弄成民办教师。这并不违规。他为当地的民办教育发展费尽心机，日夜操劳着。一双解放鞋都跑得露出前趾来，还舍不得丢掉。他生活十分节俭。家庭负担沉重。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一群女儿。妻子在生产队做工分。儿子二十多岁了，安排工作，娶媳妇。老母生病。他是个孝子。他那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入不付出，常常作襟见肘。抽两毛钱一包的“圆球牌”香烟。他儿子以为老子当干部，有本事，在老子身上榨油。成了家，却不肯立业，靠着老子过。他简直就像一条负重的大船，还拖着几只小船。他亲家是公社副书记，门当户对。大儿媳结婚后本该自立门户。媳妇却不是省油的灯。没过门就开出一大溜清单来。那时办一场像样的婚事，花千儿八百就算场面很观了。闵校长也是个爱面子的人。举债热闹吧他的确动了民办教师补助款。我记得是六百多块钱。也就是全公社民办教师两个月的补助没有及时发放，拖欠了半年。他还跟我们打过招呼，说是借用，缓些时候，等年终一起发。事已经过了一年多。我们都把这事忘了。后来，他又跟我们说过一次。他给儿子办婚事借用了，一时奏不齐还。我们在补助表上签了字。等到于领了钱，借给了闵校长，谁去逼他要钱呢这事本不算大，何况是上司呢。县教育局收到揭发材料，派人来人一查，果真有此事。而且说是事后找我们写的借据。专案人员一追，闵校长立即借钱还债，作了检讨，态度也够老实的。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给了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免去了校长之职，被晾了起来。他那时还不到退休的年龄。一晾就晾到退休。老戴顶了闵校长的职位。陈兵还是副校长。民办学校的事由老戴兼管了。闵校长在教育辅导组成了勤杂工。
闵校长晚节不保，晚年过得十分凄惨。虽然保留了工作，工资也降了一级。好在他给两个儿子都弄好了工作，两个媳妇也有工作。二媳妇过门后也当了小学老师。他本来以安安稳稳地等候退休，安度晚年的。但老运不佳。大媳妇闹着离婚。把孙子甩给了他。儿子跑了，媳妇另嫁。这还不算倒霉。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二儿子师范毕业分配回来。在中学任教。老婆娶了，儿子也生了。本来好好的过日子，不再要老子操心。但他爱玩。居然卖了一支猎枪学打猎。
一天放了晚学，他提着上了火的猎枪到学校旁边的树林里去打斑鸠。他把枪夹在腋窝下，掏出香烟来。烟还没点着，枪从胳窝里顺着他的身子滑出去，直竖着笃在地上，“轰”地一声，子弹从他的右脑穿入左脑。当场毙命。年仅二十三岁。不算工伤，也不算病亡。连抚恤也无法呈报。哑巴吃了黄连。闵校长挂着老面子去局里哭秦庭。讨到了一点安葬费。闵校长死儿子，老母接着也去世。他算倒霉到了地头。刚刚生孩子的媳妇哭得一片惘然。媳妇还算念公公的份，守了两年。也把孙子甩给了他。闵校长终于熬到退休。领一份退休工资，抚养着孙子。老俩口生计维艰。分田到户后，闵校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种菜种棉，栽秧割稻。六十岁，又捡起解放前的生计。做得连腰也伸不直了。
柳岸青有一次回来。说他看到了闵校长。柳岸青去深圳二十多年了，他对家乡的许多人和事不了解。他说在莲湖桥头碰到闵校长。闵校长蹲在街桥边，也就是当年刘长生卖“赶刀肉”的那地方。他在那里卖辣椒。看样子很难卖。他头戴一个破草帽，几丝白发从穿顶的草帽里剌出来。脚穿破塑料鞋，穷酸到了极点。柳岸青差点认不出他来了。当柳岸青叫他时，他抬起头来，摘掉草帽，苦笑地看着我，“是岸青啊，回来哪”柳岸青说，“闵校长，您还好吧”“哪里好得起来哟”那满头的白发，零乱得如一蓬枯草，脸上的绉纹沟壑一般。他抽着劣质的烟。柳岸青看着他，泪水差点掉下来。他把一包“红塔山”给了他。也不知用什么语来安慰他。闵校长为乡村教育倾尽一生，落到这份田地。只好说他命不好了。柳岸青再一次回乡看母亲时，向我问起闵校长。我告诉他，闵校长已死了三年。柳岸青想去看看闵校长的坟。我说，不知他的坟在哪丛荒草里。每年清明时节，不知是否有人回来祭扫。我也不知道他坟前有没有墓碑。听说他的儿子，孙子们都到南方打工去了。他老伴也早死了。
随着农村人口的急聚膨胀，学校生源猛增。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但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全国人口已接近十亿大关了。杨柳大队的人口番了一倍。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高考恢复，尊师重教。学校又一次的大发展。
孩子们要上学，学校扩展刻不容缓。教师人数也猛增。很多刚刚初中或者高中走出校门，便一脚踏进了民办小学。民办师资再也没有那么严格了。推荐选拔的程序只是凭口空说说。有路子的就上，没路子的干望。连大队民办小学也戴上初中的“帽子”。弄得“鼻子比脸大”。公立小学的地盘龟缩到城镇。具有城镇户口的儿童才能上公立小学。农民的的孩子只能上农民自办的学校。城镇公立小学拒招农村户口的儿童。古代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被现代严格的户籍制度所摒弃。教育分化的局面日渐扩大。民办小学因为不负教师工资，只记工分，教学设施也由大队筹办，成本低廉。国家有限的经教经费向城镇中小学倾斜。在农村，义务教育的“包袱”最彻底地甩给了农民。反正是大锅饭，工农商学一锅煮。唯一的公助就只剩下对民办教师的一点生活补助款。公社所在地的小学全都“脱裤子”，变成初中、高中。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简直就是杂牌军。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教师严重不足，连一些遗反下放回乡的老右派份子也被起用当民办老师。在业务上，他们倒是挺合格货真价实的老教师。在右派平反前，有的人就提前“上岗”了。
柳兰成当了校长。柳明山做了教导主任。这是杨柳民办小学鼎盛辉煌的一段时期，长达八年之久。
吴美丽回城去了。张文浩、龚如庆调到中学。构岸青到县教研室去了。我们的小学是青一色拿工分的本队人了。教师仍然不稳定，今天你来，明天我去。跟生产队派工一样。复员军人回乡，要安置一下，教书吧教了几天，上面有了更好的安排。招工走了。高中生毕业回乡，教书吧，教了几天，复读再考，考取，上大学去了。有背景的人，找到了铁的关系，礼一送，客一请，招工，哪怕是到县招待所当炊事员，也不愿当民办教师。招待所是铁饭碗。民办教师是“没把的夜壶”啊我们小学只有我和柳兰成、杨永星是忠实的守望者。如铁板钉钉一样钉在这所民办小学里。如果不是卫东和迎九，我也早走了。柳兰成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当上校长他也很满足了。熬吧总有一天会转正的。杨永星和关学章一样。无门无路，守着这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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