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人起疑心。大铭向他奶妈换了小票子，大家凑足了粮票。
德明给每人叫了一客生煎（四个，一角）、一客锅贴（一角）、一客小肉馒头（两角）、一碗小混沌（一角三分），外加一碗油豆腐百叶包线粉汤（一角五分）。一结帐，总共三块都不到，每人半斤。德明觉得没花够，就去斩了一只烤鸭。
太平桥的烤鸭是闻名遐迩的。平时我和德明只能看看烤鸭师傅怎样烤鸭子，就是没有机会自己买，因为我们吃不起，最小一盆烤鸭也要三角钱。那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就吱吱地冒油，皮脆肉肥，真是太好吃了。以至于后来我上北京，专程去“全聚德”品尝烤鸭，总觉得没有那时我们太平桥的烤鸭好吃。
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能吃上如此丰盛的点心。吃饱喝足后，我们都不想站起来了。
这时，德明想起了丽华，他要买五根油条给丽华。大铭提醒他，买这么多，丽华要起疑心的。还是小黄想得周到：“买四根，就说我们每人送一根。”
路过熟食摊，德明又买了三角钱的猪头肉，一大包。果然，丽华不肯收，还是我用预先编好的话来蒙她，说猪头肉是小黄卖鸽子赚来的。丽华才半信半疑地接受了对她们来说是一顿非常丰盛的点心。
德明和我们一起进了中学，我们四个人又在一个班。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德明爸的单位里给他们换了住房，在成都路、南京路附近。那是像花园洋房一样的新式里弄房子，有两大间，一南一北，设备齐全，二楼全归他们。按理他要转学的，但可德明不肯，他不愿意离开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这样。他每天来回要走上一个小时，一直到中学毕业。
后来，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学校又开始重视文化课了。这下可要了他的命，他知道凭他的底子再奋发努力也无济于事了，用德明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赤了脚也赶不上了。
书他是读不好了，只好在考试时做点文章。每逢考试，德明不择手段，把古往今来的作弊手段全都使了出来。有好几次，他的考卷都是我替他做的。虽然脸上无光，但他的头照样是高高地昂起，那个年代考试成绩算得了什么。记得在一次考“工基”时（工业基础知识，（文割）时期的中学课程，覆盖物理和化学），应该是化学部分，我竟替别人做了六份考卷（部分，他们抄书也找不到地方）。好在那个年代，作弊可以公开，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那句话很流行：“开卷有益”。
毕业时，他几门主课都不及格。但毕业分配，学校只看家庭条件，文化课成绩根本就是摆摆样子的。本来，张妈想要他和丽华一起去农场，但他死活不肯。按当时他家一工一农的条件，他被分到了大集体工作（即集体所有制单位） 。
丽华要去农场，张妈倒哭了好几回，还差点和丽华妈翻脸，可德明这个没心没肺的却一点也不在乎。
本来，德明一直是非常欣赏丽华的。自从丽华去了农场，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开始渐渐疏远丽华。丽华到了农场后，每星期给他一封信。开始他还写写回信，也就是三言两语，敷衍一下。老实说，他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情书。到后来，他一个月也懒得回一封信，他怎么就不知道丽华的心思呢！丽华一气之下，就再也不给他写信了。不知是吃错药了还是鬼迷了心窍，我们的苦劝他置若罔闻，死也不肯回心转意。在我们心中，好像能这样拒绝丽华的不应该是德明，而是另外一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就这样，他们断了。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他也无法解释。
几年后，德明用他的花言巧语，将他师傅的女儿，一个比丽华漂亮得多、也年轻得多的小学老师骗到了手。他虽然重色，但不轻友。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了情况，照例要我充当他的狗头军师。
他们的儿子活脱是个小德明，虽然像德明一样淘气，但嘴却非常的甜，叫起大人来像开机关枪，十分讨人喜欢，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他是张妈的最爱。德明打儿子，她就是孙子的保护伞了，她忘了当年自己打起德明来是心狠手辣，从不手软的。德明不服气，张妈告诉他，你们情况不一样，我打你，主要是你功课不好。你儿子是淘气，但他的功课比你好百倍，所以不许你打。见自己的老底被揭了出来，德明只好“吃憋”（没话可说）。
德明自己书读不好，却把儿子的学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老子的损失儿子来补，说这话他也不脸红。他把张妈对他的手段：打加罚，全都用在了他儿子身上，而且加以发扬光大，他是软硬兼施，赏罚同行，恩威并举。
德明老婆是小学老师，教育辅导孩子不知比张妈强多少倍。他俩夫唱妇随，一个管教，一个管打。他儿子这点倒像他，是从小打大的。德明的儿子也是块读书的料（德明四个兄弟，读书都很好），他玩的劲头丝毫不比他老爸差，不知怎么，玩着玩着就玩进了师大二附中，比他老爸强上百倍。
国家首发股票认购证，赌性正旺的小弟力劝他买一些，碰碰运气。可德明认为这钱是丢进水里打水漂了。等小弟成了千万富翁，他是捶胸蹬足，后悔万分，感叹起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了。
德明从来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家伙，他认为靠工资发不了财，起初是不务正业，混几天病假，到外地去贩运一些东西来投机倒把，还倒起香烟来，发了点财。后来他干脆辞职，弄了个执照，干起了个体户。他发现贩运香烟有风险，弄不好还要进去，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便半路出家转向经营古董。
他在东台路租了一个摊位，雇了一个帮手看摊子，他跑进货。他读书不行，但会看人头，讲义气，胆子大，舍得花钞票，江湖那一套是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在道上结交的那些朋友还算可靠，帮了他不少忙。
收古董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他一反常态，变得非常勤奋好学了，看起专业书来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讨教起来是十分虚心。时间不长，便由一个门外汉，成了鉴别古董的高手。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竟学起了过去他认为是垃圾和外国屁的英语，还能开口对付我几句。古董这玩艺儿，利润大，只要不走眼，钱来得快。
信口胡编和弄虚作假德明是行家里手、他的贯用计俩，而相当好的表演能力则使他如虎添翼。他忽悠起顾客来是一套又一套，吹起来是天花乱坠，妙趣横生，故事编得神乎其神。那些顾客，也就是些冤大头，听得是有滋有味，一个个被他弄得神魂颠倒。进价一百元，加上一个十分可信的故事，三千块就轻松到手了。
看他说话的腔调，这样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而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哪里是在做卖买，分明是在抢钱麻。有一次他跟我谈起如何鉴别古董的真伪和生意经，听得我是云遮雾罩。他的一番话使我再一次领会了现在社会上那些胆大心黑的不法之徒都发了大财真理，那些社会渣滓、地痞流氓、刁民泼妇下三烂个个成了富翁。他早就说过，现在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就像原始积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也知道现在是丑美不分，真假难辨，是非难分。但他说的句句是实话，这是不容置疑的。真是不听其真言，如何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
他中学语文成绩远不如我，但他吹起来语言却相当丰富多彩，特别是形容词和副词选得恰当无比，成语更是用得出神入化，令我望尘莫及，自惭形秽。
作为贴心朋友，他警告我不要玩古董，因为我是个教书匠，兜里没有几个钱，而且是个书呆子，容易上当受骗，千万别跟钱过不去。除了玩文章（不是知慧），死读书和放外国屁，其余的我都不如他。对我来来说，那可真是至理名言。他随手拿了两个小摆件送我，让我玩玩，骗骗自己，过过瘾。
古董生意都比较清谈，每天也就那么几笔生意。空闲之余，他又想起了儿时的游戏。他把藏了三十多年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像什么各种弹子、弹弓、刻花、小飞刀、香烟牌子、香烟壳子、玉石品、我送给他的特大的橄榄核、女孩玩的糖纸头，和他自己做的“贱骨头” 自行车钢丝枪和链条枪等。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柜台一角，让小朋友们也开开眼，看看父辈们小时候的玩艺儿，免得后继无人。空闲时，他在柜台里还刻刻弄弄，引来不少驻足观赏的。他的手艺和收藏令顾客赞叹不已，同时，他也收购和交换这些藏品。看到德明收集的这些儿时的玩具，一些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纷至踏来，把自己的藏品都献了出来，所以他的收获很大。
他对我们说，有朝一日，要开他的个人收藏展，让我们的同龄人看看童年的游戏，怀怀旧。说到童年游戏，他可算得上是位老法师了，我们几个都不如他。
（ 六）
运动开始不久，大铭家也遭了殃。他爸是大厂长，自然是“走资派”了。他亲妈参加了“赤卫队”（捍卫毛泽*想工人赤卫队，是保皇派 ，与造反派对立）。后来造反派把赤卫队打了下去，他亲妈被打成了假劳模、假标兵。
这我们就不服气了，大铭妈的劳动模范是拼命干出来的。你只要看看她的脸就知道了。她的脸晒得比农民还黑，四十还没到，人就像一个干瘪老太，站在她丈夫旁边，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他妈妈呢。后来她被下放到农村一年，她和别人一样出工劳动。一年下来，人是变的又白又胖，也变得年轻漂亮了。那些造反派都傻了眼，可见她以前的工作是多么的辛苦。
大铭家遭难，也连累到了吴妈。为了不离开大铭，她提出不要工资，她还外出帮佣，来贴补家用，这点大铭的亲妈很感激她。吴妈的公公倒替她家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帮她母亲摘去了地主婆的帽子。这样一来，她就是穷人出身，苦大仇深了。她回了一次乡，开了个什么证明。回来后请人帮忙，把户口报进了大铭家，称呼关系成了大铭的妈。从那以后，吴妈就再也没有拿过工资。
大铭和我们进了同一所中学，又在一个班。由于时代的关系，他读书成绩平平。此时吴妈担心的已经不是大铭的学业，而是他能不能留在上海。在中学，他算不上优秀，但他人老实，又长得帅，赢得了不少女生的青睐。
我们结束了在中学的最后一门文化考试，几天后我们领到了考卷。那天德明请我们去他家玩，说今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课本都撕个希巴烂，他看到头就要痛。我提醒他书撕了只能当废纸卖，张妈要痛心的。
想不几天后，大铭和德明来我家。他一副丧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样子，哭丧着脸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它是夹在发回的考卷中。那字太秀丽了：大铭同学，我有事要和你相谈，每天下午四到五点，我在弄堂里等你三天。三天早过了，但他碰都没碰过那些卷子。大铭怀疑是林媛写的，当然还有各科课代表。如果真是林媛的话，他真想抽自己十个耳光。我安慰他说这不是林媛的作风，她敢想敢干。德明的理由更干脆：就算是她写的，你愿意跟她去上山下乡干革命吗？当然，我们是爱莫能助。
大铭上有一哥一姐。他爸路道粗（有门路），把他们都送到了南市的一所实验学校，是五年制的。他姐姐也是个天才，嫌五年时间太长，中间还跳了一级。这一跳，就跳进了火坑，硬是挤进了上山下乡“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除病残外，全部上山下乡），可怜她十五岁不到就去云南插队。这样一来，大铭就是硬档上海工矿了，吴妈是大喜过望。
他进了国营大厂，做起了学徒。这时他爸妈已经官复原职，他爸已升到了公司领导，厂领导就有意培养他。他人还没满师，就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学文化、补文凭的热潮。他也天天晚上去夜校读书，很快就考出了高中文凭。
在夜校里，他结识了一位大他一岁的姑娘。她是倒着追大铭，学校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同桌的他俩每天课堂约会，不见不散。放学回家就是他们的浪漫之旅，虽然回家的路很短，但他们的儿女情却很长。其实，吴妈早就在暗地里观察了好几次，这姑娘人长得不错，看上去也老实，吴妈就答应了大铭。大铭一满师，吴妈就催着他们结婚，她急着要抱孙子了。可他们还没到晚婚年龄啊，吴妈有本事，她又是托人，又是花钱，终于如愿以偿，替他们拿到了红派司。
我们几个都去祝贺，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他。在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里，大铭应该是第一个成家的，他二十三都不到。婚宴上，吴妈是前后张罗，女方的客人都大吃一惊，想不到新娘的婆婆竟如此年轻漂亮。他老婆的肚子也算争气，当年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吴妈乐坏了，有一个星期她的嘴笑得就没合拢过。她幸福啊，四十不到就做阿娘了。
孩子自然是吴妈带了。吴妈也是有一套，一年不到的功夫，这两个孩子除了吴妈，谁都亲近不了，对亲阿娘就像陌生人一样。大铭的老婆开始还不在意，有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婆婆，她应该满足了。
两年后，他们夜大毕业了。大铭工作脚踏实地，从小组长一步一步爬到了车间主任的位子。那是大型企业的车间，有四、五百号人，规模比不少小厂都大。他从最底层做起，对车间的各个生产环节都了如指掌。他运用新的企管理论，再加上他老爸在一旁点拨，他的管理十分的成功，老厂长十分器重他，视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后来改革开放，企业搞活经济，厂长就派他去外地建工厂、搞联营，外发生活。没多久，筹建工厂那一套他就轻车熟路了。此时，他已是厂长助理，是副厂长的热门候选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最关键的，他不是党员，人又太忠厚，上级领导最终没有将国营大企业副厂长的重担放在他肩上。老厂长一离休，他就下海了。
他向银行贷款，负债经营，先在吴妈的家乡绍兴弄到了一块地，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他聘请老厂长做顾问，厂里退休的老工人做技术指导，雇用当地农民工。有他的管理经验，老厂长的上下关系，加上老工人的技术，他的厂很快就有了惊人的效益。接着他就建起了第二家、第三家……。
一转眼，他们的儿子长大了，历史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重演。除了吴妈，他们谁的话都不听。大铭老婆要儿子做什么，必须先央求吴妈，让吴妈点头。这点大铭倒无所谓，他自己就是这么长大的。他老婆想要接管自己的孩子，可惜来不及了。
她毕竟是个现代人，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但她势单力薄，大铭和两个孩子都在吴妈一边。她就向亲婆婆求救，她婆婆告诉她，她们是同病相怜，在吴妈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既然惹不起，那就躲躲吧。上海的丈夫在婆媳问题上，不少人都是装聋作哑，采取回避策略，而更多的人是做三夹板，两头受气。但大铭不同，他婚前就理直气壮地向女友声明，过门后要听他奶妈的。
不过使她欣慰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很争气，都大学毕业，找到了好工作。大学刚毕业，吴妈就急着替他们张罗对象，她要抱孙子的儿子了。吴妈六十出头，看上去连五十都不到。她寻思着，再过二十五年，她就可以抱上孙子的孙子了。
大铭的老婆也急了，她想自己带孙子，那也先要通过儿子啊，看来这条路走不通。她就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儿媳身上，搞个统一战线。她现在逢人就讲，自己的孩子无任如何都不能让别人带，话有点道理，但有多少人会听她的呢。
在当今的社会上，大铭算得上个成功人士了。他主外，太太主内，家庭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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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黄的爸爸是总工程师，妈妈是总会计师，运动初期也受了点冲击。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厂的老板，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那时造反派和红卫兵到处乱抄家，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在他家里看到了好几个大樟木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
几天后，它们就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里。造反派上门盘查时扑了个空，他们恼羞成怒，就把小黄妈收藏的世界名著统统撕毁，把他爸爸几张心爱的唱片全部砸烂。幸亏小黄机灵，顺手将一张夹在了废报纸里，那张有“星星嗦” 的唱片才幸免于难，被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读书没什么用，上面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时他们也提“又红又专”，但他们要的是“红”，你一专，就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后来又出了个考试交“白卷”的。在这种形势下，他也就随起了大流。
他书读得不好，但对机械是越来越着迷，这是他的一大爱好。他不但会开“两用车”（比摩托车简单一点，那时候，两用车的拥有率远远要低于现在宝马和奔驰），而且还能修。放暑假去他爸厂里玩，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摆弄起来十分顺手和专业。厂里的老师傅都喜欢他，说他将来肯定是个八级技工。就是这一爱好，改变了他在农场和今后的命运。
不久，他阿哥分进了上海工厂，再过几年，就该轮到他姐姐去农村了。按这样推算，他就可以留在上海。可事不凑巧，他姐姐临分配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需要休养一年，农村没去成。小黄爸找朋友，通路子，开证明，费尽周折，终于将她分在了街道工厂。这样一来，他就是硬档农村了，真是命运捉弄人。
轮到我们分配时，政策有了改变，已不强求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插队，但市属农场还是要去的。小黄爸只好再托人，想办法，给他联系到了奉贤的一个农场。他分在了大田班，就是种地的。
去农场前，德明要请一顿，为他饯行。钱怎么能叫德明一人出呢，我们都工作了（我分在一所技校读书，有生活津贴，每月十三块钱），于是我们三人凑了三十块。太平桥的大新春饭店我们是不去的，嫌它档次不够，当然，高级饭店也没必要。经打听，我们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饭店，这是一家中档饭店。听人介绍，它的菜味道好，实惠而又不失档次。
我们慕名前往，它果然名不虚传。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而且店堂也气派。像饭店的特色菜鱼香肉丝，中盆只要一块，而且是肉多和头少，我们叫了两盆。我们叫的家常菜有：糖醋小排一块两角，辣子鸡一块四角，清炒鱼块一元五角，炒虾仁一块八角。除此之外，我们还点了些川菜，十五块钱没用完，就上了满满的一桌。德明又要了一瓶高级绍兴花雕，一瓶白酒（我一直没明白，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点啤酒）。这些菜我们怎么吃得完，当时又不兴打包。服务员告诉我们，饭店十点钟打烊，我们可以吃四个钟头。
从记事开始，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有十七个年头了，照上海人的讲法，我们几个就是“赤屁股朋友”（发小）。虽然有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主要在六六年后），但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同手足，视为知己。现在小黄要去农村，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
一喝酒，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我们三个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尽快地调回上海（当时农场青年职工表现好，就能被抽调回上海工作）。我实在为他惋惜，他的手艺种地怎么用派得上用场。大铭说：“大田班好，只要苦干两、三年，就能上调，跳出苦海”。而德明却不这样认为：“叫你爸想想办法，通通路子，弄张证明，早点退回上海算了。”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她们四个。说着说着，德明的眼泪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眼泪是真还是假。借着酒劲，他吐露了我们共同的苦恼，也就是酒后吐真言：“照我讲，我们四个人福气一点也不好。” 我忙叫他不要讲触霉头的话。
“阿魏，要相信命。海伦我们就不说她了。你看，我好不容易赖在了上海，丽华却偏要去崇明。大铭和林媛都是硬档上海工矿，可林媛爱出风头，捞党票，去了黑龙江，走她的阳关道去了。小黄本应在上海，被他阿姐这么一搞，还不是去了农场。”
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是长叹短吁，心里实在不知是什么滋味。还是大铭想得开：“来来，大家来干杯，祝小黄早日调回上海。再说我们走的也不是独木桥。”
席间，德明又要了一瓶绍兴花雕，是一杯又一杯，他把黄酒当碧绿春喝了。就这样，我们是吃吃讲讲，讲讲再吃吃，吃了三个多钟头，才把这一桌酒菜吃完。这时，饭店里只省下我们一桌了。最后，酒足饭饱的我们都因为酒而改变了脸的颜色。小黄的脸成了紫酱红，德明的脸像雪一样白。我的脸是什么颜色我不得而知，但肯定好看不到什么地方去。而大铭的脸色最好看，红光满面。
回家路上德明已是满口胡言乱语、奇谈怪论，分不清东西南北，幸亏有我和大铭架着。他虽已酩酊大醉，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满腔热血，心潮澎湃，万丈豪情。小黄舌头发硬，两腿发飘，东歪西倒，步子踉跄，好在还能自己走路。我虽然很清醒，却第一次体会到了头晕眼花、头重脚轻，就是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而且肚子里翻江倒海，海伦讲我是个酒鬼有点过了。本来我自恃有外公的遗传，就是所谓的内因，但本人缺乏实践，也就是外因不足。酒鬼对我来说只是徒有虚名，其实我是不胜酒力，毫无海量可言。而大铭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这点小酒无奈于他，他早就跟吴妈学出师了。
在农场，小黄什么活都卖力干，班长对他十分满意。
他在等待，坚信自己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没多久，机会来了。那是在农忙“三抢”的时候，农场的几辆大型拖拉机不知是连日的超负荷运转，还是操作不当，都先后罢起了工。那正应了这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农场机修队的那些人，只会做做保养，充其量也只能小修小补而已，碰到大问题，都是请上海拖拉机厂的老师傅来解决的。现在是农忙，维修量特别大。上海厂里传来了话，最快也要一星期后才能派人来。这星期正好轮到小黄的连队使用拖拉机，连长急得双脚跳，误了农时，就是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小黄找到了连长，问能不能让他看看这拖拉机。连长望着眼前这位来农场不到两个月的新职工，心里直打问号：这小子不会在瞎吹吧。不过，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把他带到了场部。
机耕队长打量着这位毛小伙子，对连长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给我送来个白面书生（小黄人还没晒黑）？”
“让他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花你一分钱。”
小黄一上手，很快就找到了机械和电路故障的原因，另件坏了，他自己修（那些师傅也只会换换另件），自己加工。他又是车工，又是电焊，把那些机修师傅都看傻了眼。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位新来的竟有如此的能耐。
只半天的功夫，那三、四台瘫痪了的拖拉机都动了起来。机耕队长把话扔给了他的连长：“拖拉机你可以开走，这个小青年得留下！”
从那以后，小黄就再也没有种过地。除了做机修，他还开起了大卡车，跑运输。后来凡是场办工厂要引进新机器，场部都是派他去培训，学习操作和维修。这样，他也能经常到上海走走，比上海的小青工还实惠（工作称心）。不过，这多少也拖了他上调的后腿。
就这样，他在农场一直干到他母亲退休，才顶替进了上海工厂。由于他技术好，加上他父母的关系，在厂里是如鱼得水，很快得到了重用。
周末他也经常跟他爸去青浦做“星期天”工程师，实际上就是凭自己的手艺外出兼职。后来，人家把他们介绍到了当时私人经济发源地的温州。在温州，他们的价值才得到了合理的体现。对他们的技术来说，那里才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私人经济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萌发了自己开公司，给自己打工，做老板的念头。
下海后，他开始做机械产品，他既做老板又跑外销，身兼数职。不久，他的产品打进了上海，后来又进入了香港，并进军欧洲市场。他常年在上海、温州和香港三地来回穿梭，忙的是不亦乐乎。当然，这年头忙就是好事。
他八五年结婚，次年有了一子。稍后又去香港定居。几年后，他太太又给他添了一个女儿。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就去了澳大利亚留学。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儿子学成后，回来帮他管理自己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公司。
（八）
那该死的运动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造反派、红卫兵冲冲杀杀，到处乱抄家，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运动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水电费全免，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刚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运动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闹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一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革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字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她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 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 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 ＆amp；amp；lt；为人民服务＆amp；amp；gt；、＆amp；amp；lt；愚公移山＆amp；amp；gt；和＆amp；amp；lt；记念白求恩＆amp；amp；gt；）。（ 平南文学网）那天发＆amp；amp；lt；语录＆amp；amp；gt；，当时称为请红宝书，学校里是锣鼓震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
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还有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大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大字报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大字报，我的字就是那个时候写坏了。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这样，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报便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龙江，但停课闹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那时候，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红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级就是一个排了。
那时中学生都搞起了“大串联”，免费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八月十八号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主席的检阅。我们小学生人太小，不敢出远门。但我们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毛泽*思想：背几段语录，再唱几首语录歌，我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