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子，吹得最多的是＆amp；amp；lt；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主席＆amp；amp；gt；。有段时间，在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说白了，就是乘车不买票。
一天德明告诉我们，他大哥、二哥学校的学生都打过校长和老师。我们三个立刻警告他，不许他胡来，我们知道他的心思。虽然那时批评师道尊严甚嚣尘上，但书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啊，打老师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下得了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amp；amp；lt；三国＆amp；amp；gt；等古代小人书看多了，尊敬师长已根深蒂固。
运动最乱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斗过老师。不过斗归斗，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对老师动过手，那全靠王校长治校有方。那天，有两个老师站到了台上，王校长首当其冲，另一个是后来教我们英语的陆老师。
以前我们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大字报揭露她里通外国。原来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什么校花，洋气十足。毕业时不肯去外地，赖在上海吃闲饭（是资产家庭）。她人长得漂亮不说，个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个头，她还嫌不够高，再加一双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学校里走猫步。现在那些时装模特儿都是经过加工和化了妆的，比起我们那时先天美的陆老师真是差得太远了，她生不逢时啊。
王校长和陆老师都低着头认罪呢。批斗会开到高嘲时，几个高年级的捣蛋鬼冲到台上，想揍几下陆老师，趁机楷楷她的油（调戏她）。只见王校长眼皮微微抬起，那几只刚刚伸出的拳头就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去，他们从心底里惧怕王校长的目光。王校长那神奇而严厉的目光给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样折腾了一年有余，上面来了个精神，要“复课闹革命”了，就是要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闹革命。
又要上课了，可闹了那么一阵子，有几个人还想好好读书呢？读书苦啊。课是复了，文化课的份量却大大地减轻了，作业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么课堂纪律，那是“智育第一”，压制革命学生。
那些不想读书的家伙都抢着坐最后一排，那里讲废话，玩东西，看小人书老师根本不管。还想读读书的同学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马当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响下，海伦和丽华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铭也被拉了进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复课后不久，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以前只有中学才教外语）。外语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为什么要在最革命的时候学呢？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外语课都比较感兴趣，大概觉得它好玩。再就是陆老师人长得漂亮，她在讲台上一站，很吸引人的。当然，在班里要数我对英语最有热情。这要归功于我哥装的带有短波的半导体，我收到了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还有就是北朝鲜的英语广播，里面女人的英语讲得非常动听。
后来，从小黄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导体中，我们收到了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和bbc的英语课程。这样，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
在那个年代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是周老师有办法，连骗带哄，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那个时候，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老师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总的来说，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了。
就这样，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回潮”时期，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特别是七二年小平复出，大力整顿教育系统。后来，这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
在中学，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那时学数学，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而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拿成绩当敲门砖，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
七二年初，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一时间，上海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我也被卷了进去。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的甘仪凤老师。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我在教室下面的上海旧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买到了整套的＆amp；amp；lt；许国章英语＆amp；amp；gt；，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我，据他们所知，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一个是我，自学英语。另一个是林媛，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
那时候我们的前途迷茫，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工基” 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记得一次“农基”（农业基础知识。运动其间中学课本，覆盖生物、动物和植物学）考试，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九二零”赤霉菌（一种植物生长激素），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大家就土法上马，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硬是培养出了菌种。一道“工基”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而把高炭钢则形容为脆麻花。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高明之处，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他举出许多例子，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相当幽默。
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和现在比），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学校组织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学，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去站柜台。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使我们受益非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们今后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七三年姬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制成记录片：＆amp；amp；lt；姬鹏飞外长访问欧亚四国＆amp；amp；gt；，在全国放映，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尼亚的进口电影，票子相当紧张。我和德明在红旗新闻电影院门口从吃中饭一直站到吃夜饭像讨饭一样等退票（五分一张，原价，那时没有黄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开场前五分钟，等到了两张票子。只记得进入红旗电影院，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才到达放映厅。
这是文割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西方社会。英国和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上海就曾被赞誉为东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贫穷国家，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城市就建设得如此的美丽和现代化（和当时的大上海比），真是触目惊心，让观众目瞪口呆，我们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这影片给我触动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种冲动，萌发了以后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上海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的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八九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
章节目录 第七十八章 怀旧一日游（一）
怀旧一日游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零三年。自九七年移民新西兰，这是我第一次回乡探亲，再次踏上了这片令我魂牵梦绕的故土。
我刚到上海，小黄就给我电话，说林媛这几天要组织一次我们八人的聚会，现在就只等我一个人了。
我马上拨通了林媛的电话，她告诉我，明天一早七点在纪念馆（一大会址）我们小时候排队的地方集合，不要迟到。
第二天七点不到，我就到了集合地点。想不到林媛、晓萍和海伦三个早就到了。 林媛还是那样光彩夺目，晓萍依旧那样可爱动人，海伦和以前两个人似的，但我敢打保票，她没整过容。林媛今天专门带了一个人，要把我们的活动摄录下来。不一会儿，他们几个全到了。我算是久别重逢了，老友相见，大家相互问侯，开始交谈起来。大家问林媛，今天她怎么安排。
“今天的活动是怀旧一日游，主题是：重游童年之路，体验儿时生活，找回童年的自我，让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喔哟哟，游就游吧，哪有那么多的套套。” 德明还是老样子。
“你就不能学学阿巍，文雅一点。”
“酸！”
我环顾四周，除了纪念馆和现在的“新天地”，周围其余的房子全都拆光了。儿时的居处和母校已不复存在，那熟悉的环境，也早已是面目全非，可那块熟悉的土地还在，那幸福童年的记忆还在。
我们从兴业路往东走了几步，这地方应该是我们的幼儿园了，在这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春秋，在这里，我们几个成了同窗好友。
“哎，你们说说在幼儿园里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林媛又来当班长时那一套了。
“阿魏头上给人打了一枪。”这件事晓萍记得最牢了。
“有一次，马桶车的开关失灵，弄得操场像粪坑，足足臭了一个星期。”
“海伦跳＆amp；amp；lt；美丽的哈瓦那＆amp；amp；gt；。”
“晓萍有一次把一颗小铜哨吸到了肚子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但经德明一吓，她立刻倒在地上乱滚，直喊救命，非常好笑。”
“有一次，我和德明调皮，被老师关在小阁楼里，里面是黑洞洞的。”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事来。
“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中班和大班的同学为我们新生演出，最后我们小班的同学也出了一个节目，你们记得是谁演的吗？” 那谁还记得，大家都摇摇头，等林媛给我们答案。
“是晓萍和小黄，他们表演了‘找朋友’的舞蹈 。 他俩相互是先敬礼，后鞠躬，然后两人钩起手臂转圈，小黄步子有点乱，差点摔倒，那样子是十分天真可爱。我当时就想，这两个小弟弟小妹妹怎么那么聪明，会跳舞和唱歌，而我们什么都不会。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托儿所学的，到幼儿园来露一手。”
听我们讲这些，丽华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又回到了纪念馆，林媛问我，我班的启明当年是不是住在纪念馆的二楼。我告诉他们，启明就住在上面，我去过他家好几次了。楼下的客堂一年四季是总是关着的，我们只能从门缝朝里看看，当时纪念馆还未对外开放，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文割一开始，国家就把他们的房子收了去，他们就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底层街面房子。
说着说着，我们走进了“新天地”，尽管这条弄堂已变了样，但我们还清晰地记得原来的老样子，我们又像以前那样兜起弄堂来。
“我们小学在我们毕业后不久就撤销了，学生都并到了其它学校。我妹妹就转到了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听说学校后来改为街道工厂了。” 我告诉他们。
“地块改造时，我们学校就拆了。不过还好，我们原来那间带有两边相房的大客堂教室还在，它已成为‘新天地’的一部份。” 林媛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新天地”的各商家，像个导游。
我们来到了一幢大石库门房子前，两扇大门漆得是油光发亮，现在还没开门，也不知道里边是卖什么的。海伦问：“你们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这是一家食堂，叫“万家红”，可到了我们嘴里，它成了“饭浆糊”（读音）。刚读小学时，海伦在这家食堂搭伙吃饭。有一次，她花了七分钱代价券和二两饭票，买了一个面包分给大家吃。当时大家都很羡慕她，认为吃食堂方便，省事。可吃了没几天，海伦就嫌这里的饭菜单调，味道不好，有一股食堂味道，吵着要回阿婆家吃饭，她妈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海伦又跟阿婆吃饭，一直到文割开始。
一转眼，我们以前读书的教室到了。触景生情，我们立刻回想起那逝去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引发出无限的感慨。世事沉浮，沧海桑田，许多记忆随着岁月的远去渐渐淡薄，而那些难忘的经历经过岁月的磨砺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并牢牢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在这个教室读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久我们就和四班换了教室，到了那个狭长的厢房里。虽然毕业后我们未曾拜访过母校和老师们（毕业后不久，学校便撤销了），但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们。我们停步在记忆中的校门前，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老师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谆谆的教诲。
我小学毕业后，除了几次上老同学家玩，竟有三十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旧地上走一走了，想想实在是不应该。
林媛带我们到了一家茶室，里面装璜得古色古香，非常优雅。林媛要了碧绿春 ，那是德明的癖好。我一看价钱，就傻了眼，连呼太贵了，建议林媛来点便宜的，主要是借个地方讲讲话。德明讲我不领市面，说现在从国外回来的人说话洋气，穿着土气，出手小气，跟乡下来的差别不大了。他语调中虽夹杂些嘲弄，但心里还是服我的。
只要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话匣子就打开了。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当年的种种玩耍，一景一物都又回来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童话般的年代。
一会儿茶就上来了。还好，现在就我们八人。 在林媛的主持下，我们不断地切换着话题。大家谈生活，谈工作，谈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往日的友谊。林媛特地关照，今天只能思甜，不能忆苦。
我们八个人中，海伦是一帆风顺，晓萍在文割中吃了一些苦，林媛是大起大落，其余几个都过得不错。
林媛现在是大集团公司的老总，身价肯定不菲。晓萍别的不说，就是那些房产，价值上千万，姜家的巨额财产，都将由她一人继承。海伦也差不多，她在淮海西路上有一座老式洋房。就是丽华也拥有龙吴路上的一幢洋房。
大铭和小黄都是老板，虽说比不上林媛，但毕竟也算得上事业有成。德明是个小老板，除了古董生意，他还把一部份资金投进了股市。虽然股票市场瞬息万变，牛市熊市轮流转，但他跟着小弟炒股票，还是蛮稳当的。牛市的时候，他也狠狠地赚了几票。和他们几个相比，我这个书读得最多的确实是个穷光蛋。命运不济啊。用德明的话说，就是我混得没他们好。德明还说要收我做徒弟，让我学学本事，开开眼界。先赚它几万几十万，改变一下贫穷落后的面貌，再回学校去教我的英语也不迟。
“哎，林媛，这家茶室怎么早就开门了？ 我看别的店还大门紧闭。”
“它知道我们要来。 你们想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林媛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都摇了摇头。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徐敏的家。当年她跟我们一起升到了三年级，她请我们两个组的人到这里来玩的。” 还是海伦的记性好，大家这时才想起那件事来。我们班的三个留级生，全都住在“新天地” 这条弄堂里。
小学毕业后，徐敏和我们不在一个中学，慢慢地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她运气还是不错的。 她一年级时生了一场大病，休了一年学，又留级了两年，留到了我们班。不然的话，她就挤进上山下乡“一片红” 了。
“这么说，她比我们大四岁了。怪不得她如此高大，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在我家客堂里练摔跤。她见了，也要来。一比，我和大铭都不是她的对手，当时我们都不敢声张，怕丢脸。现在想起来，那就很正常了。” 我自我解嘲起来。
大家谈起了各自的近况和下一代，他们的子女都成丨人了，而我的儿子还不到八岁。
“你怎么那么晚结婚啊？ 是不是在大学里看花了眼？” 丽华又问起了这个老问题。
“没有，没有。”
“谁相信啊。”
“在你们面前我怎敢撒谎啊。”
“那你快交代，不然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林媛对此不是很清楚。
“你们给我算算噢。 大学毕业我实足二十八，虚的就是二十九。分到大学，压力大没有退路，要为职称奋斗。（ 平南文学网）为了考研，我准备了两年，一门课差了几分。第二年考进了助教进修班，我需要这张派司来评讲师。接着就攻二外，和人家合作出书，年份一到就参加评选。讲师刚拿到手，系里来了一个名额，去杭州进修。我咬咬牙，再拼它一年，为副教授铺路，中国知识分子累啊。杭州回来，我已经三十五了，不敢怠慢，一年后我就成家了。”
“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我的情况恰恰是它的反面。”
“此话怎讲？”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经济实力。记得还是在‘六四’期间，一个姑娘问起我的收入，我如实作了回答。那时，我的工资不到一百块，她以为自己听错了，竟一连问了三遍。一问，我才知道，我这个在大学教书的，收入竟还不如一个和我同龄的工人，根本不能和她一个普通的干部相比。‘六四’后，国家才改变政策，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 晓萍问。
“那你们都知道鄙人的弱点。”
“什么呀？”
“就是其貌不杨啊。”
“啊呀，我就从来没觉得你难看啊！” 晓萍是有话直说。
林媛立刻接上口：“我也有同感，你们呢？” 海伦和丽华马上使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你们从小看惯了。”
“不过，你小时候确实相貌欠佳，没有他们好看。 ” 丽华指的是小黄和大铭。
“怎么样，说心里话了吧！”
“不过当时你比他们都强，我就很欣赏你的。” 林媛不知是夸奖还是在嘲笑。
“好像我也是，你们同意吗？” 丽华和林媛一唱一和，在寻我开心。 海伦和晓萍又马上使劲地点头。
“噢，你们几个现在一个个都说我好，当初怎么一个都不肯嫁给我啊？” 被她们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怨。
小黄马上附和：“对，对。你们四个我们最终一个也没捞到。”
林媛把双手一摊：“你也没问过我们呀？”
“你们不嫁给我们，倒成了我们的错？”
“对，就是嘛。你们又没向我们求过婚，那怨谁啊？” 晓萍还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我说呀，阿魏，你应该先征求一下海伦，然后呢，再问问林媛。”
“不，晓萍，我应该先问问你。” 小时候她们四人中，晓萍是最令人疼爱的一个。
“怎么样，现在后悔了吧？” 晓萍越是这样说，我们就越觉得她可爱，说得我心里直发酸，反正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时，德明用手捂住腮帮子，装腔作势，嘴里直喊牙酸，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大铭和小黄每人打了一下他头忒，是他坏了我们的事。
“好了，好了。 这世界上没买后悔药。” 丽华瞪了德明一眼。
林媛告诉我们，儿时的朋友相聚，心情是绝对放松的，相互取乐，叫绰号，揭老底，不必顾这顾那的。有些老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我们照旧爱听，因为心里舒坦。见了面照样打头忒、摸脑袋。这是因为我们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童言无忌，无话不谈。” 不像她和大学同学、同事，留学时的朋友聚会，一本正经的，说话时都要留个心眼。
德明立刻接上口：“借林媛的吉言，你们猜，现在我最想摸谁的头？” 他的心思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想不必解释了。
“你说呢？” 丽华朝他瞪眼。
“是晓萍这个小姑娘。” 德明终于把他的心声给吐了出来。听他这么一说，晓萍竟将头伸了过来。我们三个在一旁傻呆着，心里酸溜溜的，脸上有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表情 用膛目结舌、呆若木鸡来形容也不是十分准确。我要是有这个贼胆该多好啊。
一阵大笑后，林媛又开口：“难道没听人说，朋友还是老的好，从小到大忘不了。” 大家是频频点头。她有意把话题引开，急转直下：“大家现在身体都很好吧？” 她们中就丽华身体不怎么好，她从小身体就虚弱。
“你们男士呢？” 林媛要我回答。我只能如实相告：“小时候我贪吃，现在遭报应了。血糖和胆固醇都有点偏高，到了国外，好像奶制品和海鲜吃多了。（ 平南文学网）” 想不到我这么一说，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们和我一样。
“谁叫你们是结拜兄弟，怪不得生的病都是一个样。要我说呀，这是你们小时候吃猪头肉惹的祸，它胆固醇很高的。”晓萍笑着说。
“谁想出来吃猪头肉的？有一次，你们还送给我一大包呢。” 丽华问。
他们三个都说是我的发明。她们几个又说起小时候我们的吃相来了，大家是嘻嘻哈哈，好不开心。
“丽华，你是没有领教过阿魏的吃相。有一次在幼儿园他和德明比赛吃饭，是咸菜南瓜面疙瘩，他一口气倒下去七碗，抵得上现在三、四碗饭了。看他吃饭就有一种鞭策感，我们吃饭也不知不觉快了起来。那时粮食紧张，吃少了太吃亏了。” 林媛这次也不放过我。
“海伦，他和你一起吃饭的时间最长。你说说，他有没有多吃你的？”
“当然有啦，有一次，阿婆烧了肉炖蛋。 她用筷子在上面一划，一人一半。他的一半转眼就没了，他从下面像挖地道一样，挖了过来，吃掉我的一半，被阿婆骂了一顿。还有一次吃冷面，我只答应他吃一筷子。他用筷子在我碗里一卷，把我半碗冷面全卷了去，急得我直喊阿婆。” 大家又前俯后仰，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八个坐在这里像小孩一样吵吵嚷嚷，意犹未尽。这时，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来喝茶了，我们的声音相应地小了下来。我有点看不懂，这又不是像以前的茶馆店，难道这些人都是来耗时间的？不过从衣着上看，他们都应该是一些白领。
林媛看了看手表：“还有半小时，抓紧时间，今天的行程是排得满满的。”
“哎，我说几位老兄，你们以前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好事，趁现在交代一下。” 丽华一直想知道这些。
“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和针头线脑，提它没意思。”
“啊呀，快讲给我们听嘛。” 晓萍也想知道。
他们几个看着我，我也就自作主张了：“有些事呢，但说无妨，毕竟时过境迁了。”
“既往不究。” 林媛微微一笑。
“我坦白，我坦白。你们还记那个代课老师‘小广东’吗？她的那只手表就是被我用吸铁石吸坏了，我一直不敢承认，心里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 德明一边说，一边露出很内疚的样子。
“我就知道是你。” 林媛放起马后炮来。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啊，应该让他吃吃苦头。” 丽华责怪起林媛来。
那是文割伊始，周老师病了，我班来了个代课老师，是个广东人。她人很矮小，我们背地里叫她“小广东”。其实，她是个南洋华侨，就住在我们的后弄堂里。她刚来时，衣着还有点奇装异服的样子。
有一次课间休息，趁几个捣蛋鬼和她糊搅蛮缠时，德明用吸铁石把她的手表吸了一下。第二天上课时，她哭着告诉我们，她的手表被人弄坏了，她非常伤心，这是她最值钱的家当。她到这里来代课，一天只有几毛钱，是混口饭吃。听她这么一说，全班同学都低着头不敢看她，我们都觉得她很可怜。没过几天，她就不来代课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德明当天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我们除了责怪他，还能做什么呢？后来德明想给她一点赔偿，当面向她道歉。我们找到她家里，才知道她已离开了上海，不知上哪儿去了。问了她的亲戚，才知道她原来是马来西亚华侨，老家在广州。她来广州读书不到一年就碰上文割，家里遭到了打砸抢，她便逃到上海，来亲友家避避风头。想不到在学校里，她的手表被学生给弄坏了，她怎么会不伤心呢。虽然这种事在文割初期也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们做的亏心事。它就象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我们的心上，挥之不去，每当想起它，我们的心就痛。
今天德明把这件事说开了，我想他的心里会平衡一些。气氛一下子沉重了起来，大家都默不作声，晓萍的眼睛照样红了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痛苦的岁月。
“阿魏，说说你的，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 还是丽华打破了沉默，小时候她经常说我肚子里有几根蛔虫她都知道。
“今天说好了不忆苦，要说开心的。” 林媛提醒大家。
“我这不算苦的，不过，这事发生在中学里，与你们三位没有关系。”
“讲出来让大家听听。” 晓萍在催我。
故事发生在中学野营拉练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级的八个班级近四百个人加上老师、随队工人和医生组成了一个野营团，林媛任副团长。在拉练中，林媛显示了她那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拉练中的行军路线，鼓励宣传，住宿安排都是她主要负责的。那个工人团长，除了能大声地对我们吼上几声，给我们鼓鼓劲，训训人，就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了。
我记得那天是夜行军，当然，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深夜十一点，走了一整天路的我们早已疲惫不堪，呼呼入睡了。忽然，紧急起床号传来，大家在一片漆黑中忙着穿衣和打行军包，因为团里规定，夜行军不许开灯。睡在我身旁的随队陆医生悄悄地高诉我，他今天晚上骨头有一点疼，好像要下雨，叫我不要把塑料布打在背包上，以防下雨。我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大铭和德明。
果然，没走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全班除了几个人准备了雨片外，大多数同学都浑身湿透了。我们顶风冒雨，在泥泞的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时逢寒冬腊月，冷风一吹，浑身刺骨的寒冷，大家是叫苦不迭。那个工人团长不体贴学生，还要大家唱什么＆amp；amp；lt；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amp；amp；gt；（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
事后我们得知，行军前林媛曾向团长建议，让同学们把塑料布准备好，如果下雨，可以用它来遮风挡雨。那个团长不同意，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炼机会，最